美國健保改革給台灣的借鏡

講者   鄭守夏

距離美國總統大選不到一週，這次選舉除了種族和經濟議題，兩黨在醫療改革上的主張更是迥異。歐巴馬總統於2010年3月簽署「病患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Patient Protection and Affordable Care Act) (簡稱ACA，又稱歐巴馬健保法（Obamacare）)。這部超過900頁、橫跨10年的法案是美國自1965年通過Medicare和Medicaid後最廣泛的全國性醫療改革。至2014，ACA中的多項重要條款已陸續生效，美國健保改革的初步成效為何？又有什麼值得臺灣借鏡的地方？今晚由曾任健保局局長和健保會主委的鄭守夏教授帶大家了解臺灣和美國的健保制度與醫療體系。鄭教授任教於臺大公衛學院，目前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鄭教授首先比較美國與其他已開發國家的醫療體系，接者介紹美國的醫療改革、臺灣全民健保的制度與成就，最後討論臺灣醫療體系所面臨的挑戰。

美國 vs其他已開發國家

美國是OECD國家中唯一沒有提供全民就醫保障的國家，ACA通過之前美國有18%的人口 (大約5千萬)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在各項醫療/健康相關的國際評比中總是敬陪末座：花費偏高、品質偏低、多項健康指標和就醫滿意度多年吊車尾。2013 Commonwealth Fund的國際醫療系統評比顯示，75%美國受訪者表示美國的醫療系統需要大規模改革；而排名第一的英國有高達63%的受訪者對該國醫療制度表示滿意。近一步對比英國歷年的年度醫療支出與滿意度發現：兩項指標呈現正相關。所以花得越多，滿意度越高？比較臺灣與美國的醫療支出便發現不竟然如此。滿意度墊底的美國2012年年度醫療支出為GDP的16.9%；而全民健保開辦以來，滿意度連年超過八成的臺灣同年的醫療支出僅占GDP的6.6%。評估醫療體系一般可由三方面著手：「公平性」 (equity)、「有效性」 (effectiveness)、「效率性」 (efficiency)。「公平性」衡量醫療服務的提供及醫療資源的分配是否對群體中的每個人一視同仁；「有效性」評估醫療結果，例如醫療服務的安全性，以及診斷正確和治療的有效性；而「效率性」評估醫療花費，例如基礎醫療服務是否是一般大眾所能負擔，醫療系統能否永續發展。以這三把尺來衡量美國的醫療照護系統發現：這個未保險率過高、總體醫療支出名列世界第一、各項國民健康指標排名在先進國家中總是墊底的制度其實很糟。

歐巴馬健保法 (Obamacare)

美國有近1.3億人口因罹患慢性疾病或遺傳疾病（pre-existing conditions）而被拒保。過去十年裡，醫療保險的保費成長一倍，但40％的保險費花在保險公司的營運、行銷、及高階經理人的薪資。除了5千萬人口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另有上千萬的美國人擁有的醫療保險保障不足（underinsured），或者因離職或失業而失去醫療保險。為了拯救這個糟糕的醫療系統，柯林頓曾於1993年嘗試推動醫療改革、全民納保，由於種種原因最終宣告失敗。直到歐巴馬任內才順利簽署ACA，該法案的目的是削減醫療支出，並提供所有美國人能負擔的醫療保險和醫療照護。ACA上路後隨即遭遇強烈政治阻力，兩度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該法案是否違憲進行裁定。2012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裁定：個人因拒買醫療保險而必須繳納的罰金為「稅」，因此不違憲；但州政府有權自行決定是否擴大該州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的納保資格。三年後，聯邦最高法院再次裁定：由聯邦政府設立的交易平台購買醫療保險的民眾，亦可獲得聯邦政府補貼。

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提供全國性醫療保險給65歲以上的年長者、部分失能人士、以及末期慢性腎臟病患者。大多數非年長美國人則經由雇主購買醫療保險，但很多規模較小的雇主無力或不願意提供醫療保險給員工。許多約聘工作者或小公司員工因此無力負擔自己和家人的醫療保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ACA要求全民購買醫療保險，規定50以上的公司必須提供醫療保險給員工，否會被處以罰金。聯邦政府另外提供補助給低收入家庭和個人買保險，提供額外的扣稅額給替員工購買醫療保險的小企業。2013年10月歐巴馬政府推出「醫療保險交易市場」(Health Insurance Marketplace)，讓個人和小企業可以在這個網路平台上購買受到聯邦政府管制和補貼的醫療保險。ACA其他關於增加納保率的條款包括：鼓勵州政府擴大醫療補助保險(Medicaid)的納保資格、保險公司不得因慢性病或遺傳疾病拒保、成年子女可以依附父母的醫療保險直到26歲。基本上，擴大納保率的種種措施還是建立在市場機制上。

雖然ACA中擴大納保的條款受到較多的關注，鄭教授指出其實通過支付制度改革（payment reform）去降低醫療支出和提升醫療品質也是ACA的重點。首先，ACA鼓勵成立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以促進醫療服務供給者間的合作，幫助醫療資源和就醫記錄的整合。「盡責照護組織」（Accountable Care Organization，ACO），則是早期HMO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的升級版，沿用HMO的論人計酬（capitation）制度和包醫制概念，但提供病人更多就醫選擇權。醫院或是IPA（independent physician association）可以獨立或是共同成立ACO，CMS每年支付一筆固定金額給ACO照顧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若有虧損ACO自行負責，如果ACO能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醫療服務，使得支出低於給付，ACO得以和CMS分享節省的支出（shared saving）。另外，hospital readmission reduction program和value-based purchasing則是聯邦政府通過給付機制提升醫療品質並減低醫療支出的改革。hospital readmission reduction program於2012年10月即生效，若醫院患有心臟病（heart attack）、心臟衰竭（heart failure）或肺炎（pneumonia）的聯邦醫療保險受益人的30天再入院率高於預期值，醫院收到的給付將減少3％。聯邦醫療保險的主管機關Centers for Medicare & Medicaid Services （CMS）之後相繼將慢性阻塞型肺疾病（COPD）、膝/髖關節置換手術（hip/knee replacement）和冠狀動脈繞道手術（coronary artery bypass graft surgery）納入該計畫。value-based purchasing則利用醫療服務的價值（value）來決定給付額。例如，取消一些具有高度臨床效果的醫療服務的自負額。反之，對於昂貴但邊際效益有限的醫療服務，其價值跟適當的給付額則可藉助「成本效益分析」（Cost Effectiveness Analysis）來決定。而CMS成立的Center for Medicare & Medicaid Innovation（CMMI）更是ACA進行給付制度改革的重要手段。ACA授予CMMI一定權力，該機構制訂的支付改革方案，在國會議員無法提出具體反證的前提下，直接成為有法律效力的規則，適用於所有CMS相關醫療服務供給者。

美國醫改初步成效與全球醫改趨勢

2013年底多數ACA條款生效後，持續成長多年醫療支出首次出現下降，未保險人口也開始減少。歐巴馬今年7月投書JAMA表示：ACA上路後未保險率下降（尤其在實施Medicaid expansion的州），需面對高額out-of-pocket支出的民眾減少，人均年度醫療支出降低，out-of-pocket佔總醫療支出的比例不再上升，Medicare 30天再入院率小幅降低1-2個百分點。在擴大納保率上，ACA看似達到初步成效，但在給付制度改革上的效果卻不明顯。無論Patient-centered medical home， ACO，或是bundled payment，目前沒有研究顯示這些改革措施有效減少醫療支出、促進醫療品質。總而言之，ACA上路以來雖然在給付改革方面的成效有限，但兩年內成功大幅減少美國沒有醫療保險的人口。

近年除了美國大刀闊斧進行醫療改革，鄭教授表示其實其他OECD國家的醫療制度也面臨不同問題。瑞典的社會保險制度在納入私人保險的過程中遇到不少困難；跟臺灣同為single-payer system的加拿大面臨醫療結果跟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社會保險的創始國德國存在general practitioners和specialists協作不佳的問題；而低支出、高品質的日本則面臨永續發展的挑戰。

臺灣的醫療系統

相較於其他已開發國家，臺灣的表現如何？鄭教授引用多項OECD統計數據，臺灣的平均壽命與嬰兒死亡率皆略優於OECD國家平均值，MRI和CT等高價醫療服務的使用率較低（遠低於美國），執業醫師數略低於其他國家，但平均就醫次數遠高於平均值。雖然臺灣擁有較多病床數，但住院率偏低，而人均醫療花費更是遠低於其他已開發國家。整體而言臺灣的醫療品質佳、花費卻少。2014年匯豐銀行(HSCB)的一項網路問卷調查顯示，多數旅居臺灣的外國人表示臺灣的醫療系統不僅優質，而且平價。雖然這份抽樣調查研究或許不甚嚴謹，居住在臺灣的外國人對醫療品質的滿意以及負擔得起的費用，明顯優於其他高所得國家，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所以臺灣的醫療系統就沒有任何問題嗎？對此，鄭教授表示：我們的問題其實跟日本一樣，重點在於醫療體系能否永續發展?民眾就醫高滿意度背後是基層醫療人員對於勞動環境與健保制度的不滿。

長期以來，臺灣主要的社會保障是公務員保險、農民保險、和勞工保險。1995年，臺灣進一步擴大社會保障系統—實施以公、勞、農保為背景的全民健保。全民健保實施之初非常匆忙，不但上路首月沿用勞保的特約院所，甚至健保局預備的2400萬張健保紙卡不到一個月便用盡。另外，臺灣的醫療系統還有些其與美國不同的特性。例如，臺灣的醫師都是專科醫生，沒有全科醫生（general practitioner），也因此難以建立轉診制度。醫院大都有相當規模的門診部，而在醫院執業的醫生多是醫院聘雇的。95％的社區診所是私立的，但30％的醫院病床屬於公立醫院。最特別的是臺灣的「醫院評鑑」更像「醫院分級」，將醫院分為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及地區醫院三個等級，不同等級的醫院可以執行不同複雜程度的醫療行為。換言之，「醫院評鑑」等級決定醫院可以提供何種高端的醫療服務，卻與醫療服務的品質沒有直接關聯。

臺灣的全民健保制度

臺灣的健保強制全民納保，是一個政府主導的single-payer system，主要財源是以薪資為基礎的一般保險費和六項補充保費。保險給付的內容相當完整，包括門診、住院、藥品、復健、和居家照護。臺灣92％的醫療院所是健保的簽約醫療服務供給者，而醫療給付按照統一的支付標準表。另外，對於弱勢家庭和民眾，健保提供保費和部分負擔減免。鄭教授表示：健保的納保制度有點複雜，分為6類15目，不同類別的民眾自負不同保費比例，大多數民眾僅負擔一部分的保險費，雇主和政府分別承擔不同比例的保險費。除了薪資所得為基礎的保費外，自2013年起，二代健保新增「補充保費」，對於紅利、利息、租賃、股利/股息、執行業務所得、和兼職薪資等收入，收取和支付雙方需支付1.91％保費，這也是許多自由工作者對二代健保十分不滿的原因。

鄭教授說：健保法有100多條法規，其中對於健保財務與保費收取相關規定頗為詳細，但其實支付方式對醫療服務影響甚大，可是健保法對這部分的著墨較少也較屬原則性，廣泛的授權讓健保局擁有權力制訂管理與規範醫療服務的相關辦法，這些規定管理醫界的支出，進行抽審與核刪，以及訂定藥價等。部分醫界人士認為健保局規範過於嚴苛，也因此罵聲不斷。對此，鄭教授分享擔任健保會主委三年的觀察，在健保會上醫界代表與付費方總是立場迥異，醫療服務供給者抱怨健保總額不夠用，而勞工和病人代表則回嗆醫界已經是高所得。鄭教授總結：支付制度是進行醫療改革的重要手段，近年來醫療費用節節高升，多數國家的醫療改革都是藉由支付方式來引導醫療服務的提供、與提升醫療品質。臺灣健保在2002實施的總額制度（global budget）便是一例。另外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和DRG payment也是利用給付方式影響醫療行為、提升品質的措施。pay-for-performance program的概念類似於value-based purchasing，增加給付項目給有效益的醫療服務，並避免使用效益較低卻昂貴的治療，如此不僅降低醫療支出，同時增進醫療品質。例如，全民健保把兒童氣喘的衛生教育納入給付，當家長帶氣喘的孩童就醫，除了醫生開藥，衛教師也對家長進行相關衛生教育（例如拆除家中厚重窗簾和地毯，以杜絕引發氣喘的塵螨），排除過敏原自然降低氣喘再次發作的機率。此舉不僅避免未來可能的醫療支出，亦有效提升醫療品質。另外一個例子是「論病計酬」（diagnosis-related group (DRG) payment）。DRG制度下，保險公司對每次住院治療支付一筆固定的金額，給付額取決於住院的原因（診斷），與住院天數及住院其間接受多少醫療服務無關。美國早在1970年代就實施DRG制度以減少過度醫療的行為。但臺灣DRG制度的實施，卻因為醫界反對而多次延期，而醫界反彈的主因是：DRG實施後醫院不准再向病人收取自費項目，直接影響醫院原有的收入。鄭教授在健保局局長任內主張允許醫院可以收取自費項目，但有健保局同仁不表贊同，因為開放自費項目違背DRG的精神。鄭教授有感而發說：為了讓政策制度上路，有時候取大捨小是必須的，否則政策可能永遠無法實施。

全民健保的成就與挑戰

全民健保實施20年來，主要成就包括：高納保率、給付內容廣泛、醫療品質良好、就醫民眾滿意度高、就醫的經濟負擔相對低。但跟所有保險一樣，全民健保也面臨「道德風險」（normal hazard）的問題。健保上路之前沒有保險的民眾，在獲得健保後，看門診的頻率大幅增加，住院次數也明顯增加。這種因繳納了保險費，而消費更多醫療服務的現象背後，其實是不當使用醫療資源，甚至是濫用醫療資源。但這些因保險而增加的醫療服務使用並非盡是濫用。一個例子是闌尾發炎破裂（ruptured appendicitis），闌尾炎未即時就醫而導致闌尾破裂可能引發腹膜炎，致死率相當高。全民健保實施前，偏遠地區的闌尾炎破裂發生率高於一般地區，這樣的城鄉差異在全民納保後逐漸消失。另外，存在於不同社經階級間的「健康差距」（health disparity）也因全民健保獲得改善。健保實施後，相較於較健康的鄉鎮市區，平均餘命在較不健康的鄉鎮市區增加更多。臺灣民眾對醫療系統的總體滿意度不輸英國，平均滿意度在六成左右。有趣的是，每當健保費率調漲，或自付額增加時，民眾滿意度會隨之下降。

臺灣的醫療系統所面臨的其他挑戰包括：人口老化、基層醫療人員過勞、過於片段式的醫療服務、以及逐年增加的自付額。目前臺灣65以上人口只佔總人口的12%，十年後會增加到20%。基層醫療人員求降低工時、增加薪水，醫院和診所要求增加每年的健保總額。但現實情況是政府稅收過低（臺灣的實際稅率遠低於其他高所得國家），醫療服務系統缺乏整合，醫療資源和資訊無法有效利用、分享，健保的支付方式鼓勵醫療服務供應方追求「數量」而非「質量」。面對護理師人力不足與工作過勞、基層醫療從業人員對未來感到悲觀、不當就醫文化導致過度消耗醫療資源、以及醫療服務的自付額增加等，都是臺灣面臨的問題。世界各國都在進行醫療照護改革，台灣也不例外，其中健保制度的改革更佔有舉足輕重的角色。

Q ＆ A

Q1. 許多醫療從業人員表示生活滿意度過低，增加醫療支出是可能的解決方式嗎？

鄭教授首先釐清抱怨生活品質不佳的多是基層的住院醫生，資深的主治醫生和醫院管理階級的醫師幾乎不會回覆相關調查。而擔任住院醫師期間本身是一種訓練，許多行業的訓練成過程都是非常辛苦，醫生自然也不例外。再則，目前臺灣超過五萬名執業醫生，醫師的供給其實是比以前充足的。基層醫師的抱怨可能是因為年輕一代對生活品質有較高的期待，而非因人力不足而導致工作量大增。最後則是制度面的問題：在臺灣，醫師是醫院聘僱的，醫師薪水由醫院決定而不是健保。臺灣的教學醫院逐年增加，因此造成有醫院收不到住院醫師的窘境，一些小型教學醫院，以代訓（讓自己醫院聘請的住院醫生長時間在醫學中心接受訓練）的方式作為誘因，藉以招募住院醫生。對此，鄭教授認為應該回歸到以住院醫師接受訓練的成果為重點，住院醫師不應該只是醫院的廉價勞力，取消這些小醫院的教學資格是一個可能方案，但這個作法常受到來自民代的政治力量干預。

Q2. 是否有限制住院醫師一週不得工作超過80小時的規定？

鄭教授表示目前醫師並不適用勞基法，但這是未來努力的目標。一旦納入勞基法，醫師每週的工作時間將不會超過80小時。另外有與會者補充，政府目前有小規模的試驗，希望將住院醫師的每週工作時數限制在88小時之內，但具體實施和查核上有許多困難。

Q3. 臺灣的醫療支出真的如統計數據所顯示偏低？是否把健保沒有支付的花費（例如住院其間的看護費用和藥品支出）也包含在內？

鄭教授表示相關數據沿用OECD的定義，統計醫療衛生保健支出，因此臺灣人均醫療花費的統計數據是正確的。該數據低於其他高所得國家的主因是臺灣物價較低（低廉的水電費便是一例）。鄭教授近一步指出，臺灣醫院的經營成本也比較低，原因是許多照護工作其實是由病人家屬承擔，而非醫院的護理人員，醫院因此節省一筆人事開銷。若臺灣醫院的護病比要到達美國的標準，醫院可能需要增聘50％的護理人員，也勢必因此增加營運成本。此外，政府可以對醫院提供更多的補助，例如補助偏遠醫院聘請急診室醫師，但這麼做能否永續經營卻是個很大的問題。

Q4. 醫界跟健保局能否建立更和諧的關係？

鄭教授說臺灣醫療系統的架構決定兩者間的關係。全民健保是個single payer，除非醫界是single provider，不然健保局勢必具備更多的談判籌碼。但醫界和健保局的關係真的非常不和睦嗎？鄭教授再次表示，前陣子媒體報導對醫療環境不滿的多是第一線的基層醫師，因為健保的總額制度，醫院的經營環境的確比以前辛苦，對於基層醫師的待遇和工作環境，決定權始終在醫院手上，而非健保署。雖然藉由保險給付方式影響醫療行為不見得是建立理想醫病關係的有效方式，現實情況是：醫療資源有限，一年的保費收入就是六千億，醫療支出節節上漲，不可能100％支付所有醫療服務，什麼該付、什麼不該付、付多少等等問題，都需要進行成本效益分析。醫院有經營壓力，做為社會保險的全民健保也有管控費用和照顧弱勢的壓力。醫界和健保署若能建立更和諧的關係當然是好事，但兩方由於角色立場不同、訴求不同，對話過程總不太順利。鄭教授一再強調，若醫界願意為臺灣的醫療制度提出一個願景藍圖，健保署應該會非常樂意一起努力，無奈醫師的時間成本太高，對醫療體系也不熟悉，這個想法在實踐上有一定難度。

Q5. 臺灣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重，未來是否會缺乏醫療照護供給者？

鄭教授說：目前沒有證據顯示臺灣面臨醫師大量流失的問題。雖然之前有媒體報導臺灣醫師陸續前往中國大陸看診或是開刀的情況，這樣的例子大多是所謂的「假日飛刀手」--知名醫生週五飛到中國開刀，週一飛回臺灣，終究在台灣的整體生活品質較佳。未來臺灣如果真的缺乏醫生，有條件允許在其他國家訓練的醫師在臺灣執業也許是一個方式，但目前臺灣並沒有所謂的醫師出走潮。然而人口老化絕對是個嚴重的問題，鄭教授認為我們的準備還有待加強。

Q6. 臺灣是否有高達1/4的醫生從事醫美業務？健保是否給付醫療美容服務？

全民健保不給付以美容為目的整型手術，但支付恢復容貌的整型手術（例如兔唇）。鄭教授說是否有高達25％的醫生從事醫療美容不可考，是否轉戰醫美端看醫師的價值觀。近年，臺北有些醫美診所因為競爭激烈而歇業，加上醫療糾紛頻傳，醫美似乎不如媒體所報導般熱門。

Q7. 如何從政策面上建立轉診制度？轉診制度是否有助改善一線醫療人員過勞的問題？

鄭教授說：由於民眾有偏好方便的就醫文化，強制轉診在臺灣基本上不可行，加上民眾迷信醫學中心的醫療品質，對社區診所醫師缺乏信任，都是造成臺灣推行轉診制度困難重重的原因。雖然健保對未經轉診、直接前往醫學中心就醫的病人收取較高的部分負擔，這筆額外的自付額對於大多數人卻沒有嚇阻作用。現階段而言，提高自付額不是鼓勵轉診的有效方法。對於解決醫師過勞問題，鄭教授表示有更好的方法組織照護團隊：primary care unit。以辛苦的產科醫師為例，若由醫師和助產士、護理師組成醫療照護團隊，醫師不需要獨立負責接生任務，醫師的工時有望大幅降低。

鄭教授最後總結，任何企圖改變行為的政策，執行上都是非常困難的。推行轉診制度和家庭醫師如此，改變醫院的經營文化亦是如此。近年，鼓勵醫護服務供給者間的橫向、縱向合作是許多國家的醫療改革重點。建立醫護人員間的合作、醫院與醫院間的合作，是臺灣未來可以努力的方向。另外崇尚便宜就好的心態也值得檢討，藉由市場競爭與健保的嚴格管控，可以有效降低藥價與醫療成本，但這是否會對醫療體系的永續經營造成負面影響？臺灣民眾是否接受醫療系統多花一些錢，以換取更好的品質？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與會合影

文字: Meng-Yun Lin

攝影: Chia-Chun Chung

原諒與承諾 - 大選之後，跟著鄂蘭想想政治和解與希望基礎

 講者  葉浩

本次聚會由哈佛台灣同學會協辦。首先維持全球二十多個地方哲五之夜唯一的共同特色——自我介紹，然後才在笑聲中由葉浩老師正式開始他的演講。葉浩老師是英國倫敦政經大學政治哲學博士，任教於政大政治系，目前在哈佛擔任訪問學者。這一次演講，他從二十世紀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漢娜鄂蘭的學說切入，並藉由影響漢娜鄂蘭甚深的幾位人物，如班雅明、尼采所提出的關於人與歷史、與前人之間的關係，來探討當代的臺灣應該採取怎樣的態度面對過去的歷史、過去的傷痛，並探討因應轉型正義而抱持的思維是否合理，行動是否充分。

辭世至今已有四十年的漢娜鄂蘭，其影響力不但未見衰落，反而有越來越廣泛、越來越深遠的趨勢。2013年一部關於她的傳記電影《Hannah Arendt》（中譯片名為「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就由她寫下生平最受爭議的著作《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的始末為主題，呈現鄂蘭如何從受到審判的納粹軍官艾希曼身上觀察並體悟到的「平庸的邪惡」，以及她因為提出這樣的思考而在一夕之間成為全球猶太人的箭靶，面臨前所未有的責難仍毫不膽怯、退縮，勇敢捍衛自己理論的堅毅性格。

葉浩老師在介紹鄂蘭提出的「平庸的邪惡」的內涵前，別出心裁地先引用了三個人、一部電影的說法，來談談一個人該怎樣處理「記憶」，以及鄂蘭對於「惡」這個觀念的轉變。

「眼前路」與「身後身」

三個人，指的是尼采、遠藤周作與班雅明，一部電影則是王家衛導演的《一代宗師》。

「關於一個人，一個民族或一個文化的健康而言，到底需要知道多少歷史才能好好活著，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為，太多的歷史會壓垮生活，讓人不健康。此外，歷史本身也會跟著敗壞，變得不健康！」尼采認為，歷史這個東西大家必須斟酌服用，不用太多也不用太少，它關係一個文化、群體、國家的健康。到底我們要懂多少的歷史、在乎多大的程度，才對我們的文明有幫助？要是我們沒有處理好，太多或過少，都可能會有礙健康。記憶可能被修改，被扭曲、被假造，我們與過去的關係，究竟該是紀念的、懷古的或是批判的？

日本著名天主教作家遠藤周作，其著作不管是小說或是文學評論，都流露出濃厚的宗教意識，對罪惡、苦難、人性、神性皆有深入的辯證。「世人都犯了罪，虧缺了神的榮耀」、「時常行善而不犯罪的義人，世上實在沒有一個。所以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世上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有虧欠，所以沒有一個不是犯罪的人。罪就是這樣的普及！普及到全世人的身上！」（《聖經》）一般而言，在深受基督信仰影響的西方語境中，「罪」指的是「虧欠」。但遠藤周作在他的代表作《沉默》中認為：「罪並不是一般人所想像的，如偷竊、說謊。 所謂罪，是指一個人通過另一個人的人生， 卻忘了留在那裡的雪泥鴻爪。」換言之，他主張，記憶是一種道德的問題，忘了對別人所做過的事情也是一種「罪」。這樣的想法恰好與尼采有個呼應，讓我們開始思考，我們應該要記得多少對別人做過的事情？

葉浩老師在演講中提到的第三個人是班雅明。他是鄂蘭的好朋友，他曾把自己的手稿交由鄂蘭保管。在班雅明躲避納粹追捕無望而自殺後，鄂蘭親自翻譯他的著作、寫導讀，引介他的著作進入英語世界。

「逝者與活人之間有一個祕密協議，如同之前的世世代代，我們在塵世的期待之中到來，也被賦予了微弱的彌賽亞力量——這力量的認領權屬於過去，想解決這種託付，代價也不低！」班雅明指出活著的人與那些曾經存在、但現在已經不在的人們之間彷彿有一個無形的約定。葉浩老師解釋，就像在戰場上，敵人把全部的人殲滅，不留活口，唯一的活口，肩負著回去報信的重責大任，他必須把整個故事或遭遇帶回去講給大家聽，所以留不留活口，這關係到整個後代的人知不知道、如何理解這件事。鄂蘭很在意班雅明此種論點。

我們可以試著想想看，為什麼有人要想盡辦法活著，活著回到故鄉，把戰場上發生的事告訴大家？其實，這裡就涉及到班雅明所說的，死的人與活著的人的祕密契約。人有一種觀念，就是我做不到的事情，要託付給下一代，讓下一代幫我完成；或者說，我在戰場上死了，人家記得我的唯一方式，就是我成為故事的主角。換言之，我們每人都會死，死了之後，誰記得我們？我們想要別人記得我們，只剩下成為「故事」這個方法而已。我們活著基本上就是在活一個故事，我們的存在，與是否有個故事供人傳頌有很大關係。我們做不到的事情，或是被誤解、被誣陷，會把希望放在下一代身上，會希望下一代的人能幫我平反，這個是班雅明所謂的「祕密契約」的概念。

演講中特別讓人眼睛一亮的，是葉浩老師還引用了《一代宗師》裡宮二對葉問的提醒：「拳不能只有眼前路，而沒有身後身。」宮二講的是拳法，她自己的拳法有「身後身」，但葉問卻只管一路往前打。葉浩老師認為，整部電影不只講拳法，還講人生，我們可以用這句話來檢視很多事情，比如，很多學科、很多理論，包括政治，是只管眼前路，不管身後身的。這關係到方法論的問題，也與葉浩老師接下來要帶領大家思考的議題有關。

不同意象同時並存

為了凸顯鄂蘭思想轉變的難得，也提醒聽眾，要隨時保持彈性、不被單一視角侷限，葉浩老師特地以維根斯坦在其著作中特別引用的「兔鴨圖」，以及能夠代表格氏塔心理學派主張的「老婦與少女圖」，和一張據說藏有九個人頭的圖片，告訴我們，雖然我們在這些圖片中，一次只能看到圖片中的一個意象，而不能「同時」看到兔和鴨、老婦與少女，但我們可以透過翻轉視角，主動在不同時刻看到不同的意象，也可以藉由他人的、外在的提示，來發現我們原本沒有看見的東西。

 “Duck! Rabbit!” written by Amy Krouse Rosenthal

http://www.psychpost.org/2012/03/visual-illusions-part-i.html

有了這些先備知識後，葉浩老師隨即正式介紹起漢娜鄂蘭的重要主張。

鄂蘭論極權主義底下的惡

1951年，鄂蘭在赴美十年後，正式取得美國公民身分，同年出版《極權主義的起源》；1961年，鄂蘭毛遂自薦為《紐約客》報導全球注目的艾希曼大審，寫下《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一書。兩書間隔十年，提出兩個不同的關於「惡」的概念。不研究鄂蘭的人以為他腦袋不清楚，研究鄂蘭的人對她概念的轉變充滿興趣。

在猶太基督教的語境與康德的思想脈絡中，「惡」幾乎是根植於人心中的東西，寫在人的DNA裡，有些人基本上就是不可能學好、不可能學善，那個惡基本上是根本，也就是所謂的「根本惡」（radical evil）。葉浩老師並用以下兩張圖片，來說明在西方傳統中對惡人的想像：左圖是被醜化的、被視為魔鬼的Machiavelli，頭上長角；右圖是《浮士德》中的魔鬼Mephistopheles。

http://zachfranzen.com/2010/02/27/machiavelli-is-the-devil/
       http://avengersalliance.wikia.com/wiki/File:Mephisto.png

西方已經有這個傳統，把惡想像成這樣， 認為邪惡是根本的、無從改變的。鄂蘭對邪惡的理解，早期是像希特勒這樣從骨子裡就是邪惡的人。但接下來麻煩了，因為有艾希曼這樣的人的出現。艾希曼是個德國納粹官僚制度下典型的公務員，蓋章，讓人家去死。所以這裡出現一個問題，艾希曼在法庭上爭辯：我只是一個公務員，奉公守法，遵守上級的指示，我有什麼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艾希曼逃到阿根廷，被以色列政府抓回耶路撒冷受審，鄂蘭自告奮勇幫《紐約客》寫報導，全程參與此次審判。她想瞭解艾希曼在想什麼、想瞭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但艾希曼說，人不是我殺的，法律不是我定的，關我什麼事？這樣的人做了一連串可怕的事情，殺害了許多猶太人，但他不覺得他有錯。

大家覺得希特勒是天生的、根本的邪惡，我們把全部的過錯歸結於他即可，很簡單。但艾希曼和希特勒不同，他心中沒有任何邪惡的概念，反而覺得這樣的指令很好，解決猶太人等於解決人口問題，他可能還覺得自己在做好事。他就是這樣的人，這樣有錯嗎？這樣的邏輯，就像從前基督徒的思考模式：我殺不死一個人，我如果殺一個人，他死不死是神決定的，他死了之後去哪裡也是神決定的。好像這個殺人的人完全沒有責任。一般人想要很直接的指責艾希曼和希特勒一樣，是惡魔，是壞到骨子裡的人，就像我們會妖魔化某個政權，好像我們就心安了，就沒事了。

但艾希曼不像大家想得那麼邪惡，艾希曼平凡到不會思考，不覺得大量猶太人失去生命是一件壞事，反正人也不是他殺的，認真說來他還幫忙解決了國家的問題。鄂蘭發現他是不會思考的人，在獨裁極權政權底下，跟著政府做事情比較簡單，思考反而比較困難。

「思考」即永不停歇的內在對話

對鄂蘭而說，思考是聽你內在聲音的自我對話，來來回回的對話，這叫思考。我們可以追問，提防極權主義、獨裁政權的出現，只有思考，沒有別的方法，這是對的嗎？葉浩老師說，思考的過程就像拉拉鍊，把它拉下來，打開，重新再想一遍，可能會有新的思想、判斷出現。

極權主義基本上就像恐怖情人，它要你的肉體、心裡、靈魂二十四小時都要想著它，當然，它還會隨時打電話、或有個抽查。集權主義還要你「信仰」它，比如說發個小冊子，要你背誦，要你虔誠地忠於它。集權主義讓你的思維無法思考，讓你封閉起來，掌控你所有的行動，要你發自內心地完全相信它，內化它要你內化的東西，要你相信它的領導人像神一樣，需要膜拜，每天回家要對他的照片敬禮。大家都很熟悉，臺灣也有過這樣的情況。

所以惡的起源是什麼？鄂蘭觀察、探問：為什麼會有艾希曼這樣的人？她認為主要是因為人跟人的疏離感，因為寂寞，沒有更高的理想或人生意義，沒有其他方式證明自己，理想或意義都由國家來灌輸、來賦予。

極權主義之下，人民有兩個策略，一個是「內在移民」，撤退回去，不管自己的公民身分，隱入自己的內在碉堡，追求「小確幸」，成為與世隔絕的人；不採取「內在移民」的人，就是聽政府的話，政府告訴我的是對的，那我就擁抱。但這兩個方法最後都還是會鞏固了極權主義。

鄂蘭花了十來年的時間，來區分、探討「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她發現平庸者的惡，往往是現代官僚主義下常常會出現的。臺灣也是這樣，幫王如玄辯護的國民黨青年團執行長李正皓，自承沒有把王如玄購買軍宅的實際戶數說出來，在「良心」與「職責」之間非常掙扎。但看起來他最後終究選了「職責」。那麼，選了「職責」，不就是昧了「良心」嗎？

生命的三個境界：勞動、工作、行動

鄂蘭認為極權主義除了要有一個邪惡的人外，還要有千千萬萬配合他的人，寂寞的人、疏離的人，國家才會搞成這個樣子。晚期鄂蘭開始思考另一個重要並相關的問題，即：「人」能否面對和抵制、避免走向疏離的命運？

鄂蘭在《人的條件》這本書中，提出人的生命的三個境界，嘗試把整個人生哲學提高。她把不同人放進不同的人生境界，這三種境界分別是「勞動」、「工作」、「行動」。她把所有人的活動分成這三種。

「勞動」指的是人類跟動物一樣，為了生存的活動，如吃飯、洗澡、睡覺、買東西，人類為了活著，必須日復一日做這些事情，其時間感是循環的。

第二階段是「工作」，時間感是線性的，我想要做出一件什麼樣的事情、什麼時候必須做完，都是往下發展的，有一個期限的。比如你寫稿子，就算你沒有線性時間感，別人也一定會催稿。「工作」基本上就是「製作」，你會製作出一個東西或產品來，東西的存在一定處在時間裡面，好的職人、達人做出來的東西一定比我們的存在時間久，像是我們生活中的杯子、椅子，存在世間的時間一定比我們大部分人都長久。比如我們寫一本書，會想著這本書要留給什麼人看，這都是時間感。工作可以製造出一個人與人彼此可以認識的世界，人與人可以在其中活動，「工作」超乎了「生存」。

葉浩老師打趣的說，「生存」與「生活」的分別，在場很多人都能明白，對很多留學生來說，我得寫完論文才能談「生活」。

鄂蘭指出的更高階的境界，是共同的生活、集體的生活，我們有了世界後彼此互動，知道自己是誰、別人是誰，我們才有一個對自己更好的理解，我活著是為了什麼、有什麼意義，我要做什麼才能讓後人記得我，這就是「行動」，它關乎集體的「記憶」，人們的尊嚴，在這個層次裡，人們追求的是「不朽」的概念。

「工作」會留下痕跡，「行動」會創作、留下無形的東西，這東西會進入歷史裡面，人的最高境界，從鄂蘭的角度來看，是在一群人裡面、有歷史的人裡面，追求共同的未來，留下一些偉大的故事，讓後人去流傳。這種「不朽」並不是時間上的永恆，歷史的「不朽」指的是後代、後來的人還記得你的偉大。

為了怕大家分不清楚，葉浩老師特別強調「時間觀」與「歷史觀」的不同。歷史基本上是「某一群人的故事」，故事的本質是開放的，如同世界的本質也是一種開放。有趣的來了，有個歷史觀的話，有某一群人的故事，鄂蘭認為它不可以淪為下一代的枷鎖，不可以不允許他們從既定的故事情節之中得到釋放，開創自身的歷史。換言之，後代的人永遠可以為自己開創歷史、開啟新的因果鏈結。

不要忘記人有行動與創造奇蹟的能力

鄂蘭認為「行動」只有一種，就是「起新」，展開新的因果鏈結。如果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把它完成了，這不叫「行動」，叫「製作」。如果一個人製造椅子，花了三天時間努力的把它做出來，你都還是在同一條因果鏈結裡面，你沒有做另一件新的事情，這叫「製作」不叫「行動」，這是鄂蘭對「行動」的定義。

德國人喜歡創造新詞，鄂蘭創了很多新詞，造成中文世界好多人的誤解。比如說她講「責任」，我們會理解成「responsibility」，但對她而言，responsibility不只是「責任」，而是「回應的能力」、「respond的能力」。所以鄂蘭說艾希曼在當時沒有責任感，別人都聽得一知半解。如果要瞭解鄂蘭的意思，必須進入她的語境脈絡才有辦法，她的英文很特殊，都是自己下的定義，所以有有一本書叫《鄂蘭的英語》，讀鄂蘭著作的時候可以隨時參考、對照。

再強調一次，對鄂蘭來說，開創新的因果鏈結才叫「行動」。「行為」是個「勞動」而已；如果按照原先的計畫進行，那頂多叫「製作」。「行動」是「起新」、「開創新的因果鏈結」，從而「不朽」。「不朽」不等於「永生」（eternal life），永生是時間裡的概念，真正的不朽其實是個史觀裡的不朽，我們一群人或整個社群，創造了什麼事情，讓後人記得。

「起新」關乎人的本質跟尊嚴，正如同班雅明的說法，我們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進入這個世界，我們的生命剛開始時都是在別人的期待中，但新的生命是為了創造新的事情，而不是來延續別人的事情，除非你願意。鄂蘭大聲疾呼，「政治」不是製造業，政治的關鍵與意義在於「行動」。

行動可以創造奇蹟，鄂蘭的博士論文是寫奧古斯丁的新、對新生命的概念、對愛的概念。奧古斯丁說：「為了要有開始，人受造了，之前並無別人」。鄂蘭說，起新、開創可以改變世界，人的本質就是行動，就是斷開之前的因果鏈結。問題是，有多少人記得、多少人忘記這件事情？

回過頭來重新整理一下「根本惡」與「平庸者的惡」，以及鄂蘭為此開的處方。這個極權主義的興起，有屬於艾希曼這樣的人，他們失去了世界，失去了共同的記憶，失去了行動力。任何行動必須在一群人裡面才可以做，像政治行動一樣必須在社群裡面。人跟世間的疏離，有人會採取內在移民的方式，離開了我們的世界，處在平行時空裡。托克維爾十九世紀就提過「小確幸」將是讓美國民主消亡最根本的原因。（《民主在美國》：「我看見無數相似而平等的人陀螺般原地打轉，追逐微小而庸俗的小確幸來填補心靈。每個人都沈默寡言，離群索居，對他人的命運毫不關心——對他們來說，他們的子女和朋友就是全人類！他們與同胞居住一地，卻對身邊的人視若無睹。」）

這一類人失去了世界，以及跟世界的連結，其倫理道德就會像餐廳禮儀一樣，變得不重要。在中文世界裡「道德」跟「倫理」是混在一起的，跟西方要把事情講清楚的傳統不同。「倫理」跟「道德」其實是不同的。「倫理」是一群人彼此之間的人倫關係，是會變動的。道德是光事情本身的對錯，不管你信不信、喜不喜歡，關乎的是我自己的內在思考。對鄂蘭來講，失去世界的人，不但失去與自己的對話、失去道德，也失去倫理。簡單來說，鄂蘭整個後期就是要恢復她政治行動的概念，強調公領域的興起，強調一群人有共同史觀的人一起做一件偉大的事情，比如革命。

瞭解了鄂蘭的政治思想後，葉浩老師接著跟大家談論到現實生活中的各式政治行動。

有差異才有民主政治

對鄂蘭來說，政治的可能來自於人的複數性（plurality），也就是自由與平等的每個人，在彼此的交往互動中，體認到「差異」。唯有「差異」的存在，才有「自我」的存在，只有多樣的不同，才有政治的可能。如果大家都一樣，像每人穿一樣的制服、抄一樣的書，連老師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極權底下每個人都講一樣的話，那不會有政治的可能性。

差異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是誰，做出不同的事。人的本質基本上就是起新、開創，確認我們是誰、誰的故事作為起點。那麼問題就是，上一輩的故事對我們是不是枷鎖？班雅明認為活人跟死者都有一個祕密協議，但不容易完成，後面的人不一定要接受前代人，除非他願意。如果他願意，那就是鄂蘭說的，在同一個社群裡。我們要不要完成上一代人的遺志？我算什麼？如果我直接繼承、沒有經過思考，那鄂蘭會問你，你是勞動還是製作？你是別人製造出的東西而已嗎？你的自主性在哪裡？歷史的認知可以是枷鎖，也可能是幫上一輩完成一個救贖的力量。這劑量怎麼調？太多，你活著沒意義；太少，你跟前人失去了關係。不管是一個人或族群、國家，都會有這樣的問題。鄂蘭認為歷史是開放的，都有新的因果鏈可以產生新的故事，歷史都有多重視角的可能性。

「課綱微調」的爭議在哪裡？

「課綱微調」是什麼？爭議性在哪裡？大中國歷史觀可以想像成是一個封閉的歷史觀，但我們也可以重新開一個新的因果鏈。鄂蘭認為美國偉大的地方就在這裡，美國革命開啟了一個創新的行動，美國如果沒有革命，還是在英國的史觀下，還是在同樣的因果鏈結底下。

葉浩老師說他到美國半年感到最神祕的地方是，這裡不該是一個講英語的地方，當初這裡有西班牙文、有法語，美國人應該好好研究，當初是怎樣的暴力施壓，才讓所有人都講英語。

大中國史觀是我們的枷鎖？還是我們需要救贖？統一大中國的事業，對鄂蘭來講絕對不是一個行動，而是製作。統一中國大業誰開始想的？國民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前也沒想到要臺灣，1978年才想到要，以前沒想到，如果我們爛一點的話，可能他們也不要。對鄂蘭來講，這是一個活著的自主意念，我們究竟要完成這個大業，還是它是一個上一輩留下來的枷鎖？如果一個人是不自由的，它與行動無關，對鄂蘭來講，它是暴力。所有讓我們忘記有自由、有選擇的活動都是暴力。壓迫某個族群就是暴力。她指出一件非常有趣的事，人的本質就是想起新、創造，被壓迫的話早晚就會引發暴力。911後很多人開始談鄂蘭的暴力的概念。人不創新、不改變，壓抑的結果早晚會衍伸出暴力。

我們現在面臨到你要承襲的是什麼，臺灣獨立？中國的一省，統一的大業？看一下中研院的研究，曾經，「民國」對臺灣是一個敵國（見《民國乃敵國也：政治文化轉型下的清遺民》），二次世界大戰時，臺灣是跟「中華民國」打戰，而不是跟日本人。

藍、綠各自的「轉型正義」

從鄂蘭的論述，葉浩老師說我們還可以來看一下臺灣藍綠雙方對「轉型正義」的爭執。

綠營認為整個轉型還沒有成功，有轉型，沒有正義，臺灣人還沒有自主、還沒有能夠決定自己命運的時刻。政治關乎一群人決定自己的命運，民主關乎一群人參與命運。

藍營認為我們轉型成功啦，過去的黨國體制有其歷史的特殊性，黨產也合法啊（因為法律都我們定的嘛），如果要談歷史，請記得我們對民主改革有功，如果沒有我們，哪裡有民主呢？藍營這種概念就像有人偷了我們的十塊錢，然後他把錢還我們，還要求我們感謝他一樣。

綠營有一個連續史觀的想像，過去是想像而來的，未來是還沒發生的，但它很在意「身後身」，如國民黨的黨產啊。對綠營來說涉及的是如何理解過去，眼前是還沒發生的事情。至於國民黨的「身後身」，頂多是黨產合法。它們採新自由主義的方法論觀點，這一派主張所有人都是自私自利的，每個人要彼此互相獲利，經貿緊密合作，就有和平。藍營要拋開歷史，兩岸共創雙贏，只有眼前路，沒有歷史，沒有身後身。不同國家的學術傳統、想像很不一樣，國民黨比較像美國，美國人不太讀歷史，一讀就讀到英國去了，國民黨一樣不講身後身。

「記憶」是一個道德的問題，今天走過一些事情、做過一些事情，有人會說不要記得。葉浩老師打趣的說，那請這種人去找他，他要跟對方借錢，借了就忘記，不需要還。有人會一直說，過去的枷鎖趕快掙脫它，趕快面對未來。尼采提醒我們，要記得多少？多少才健康？歷史學家某種程度上是幫集體在記憶的一群人，那究竟要記得多少？班雅明問，死者跟活人之間，我們要如何拿捏？我們要問，誰是你的上一輩？你要接續的是誰的還沒有完成的遺志？我們每個人都可以是彌賽亞。平反我們的上一輩，我們就是彌賽亞；有人死了，他希望他的遺志有人能夠承接、完成，那他就是把我們當成彌賽亞。

透過鄂蘭和她的好朋友班雅明的思考，我們可以來思考，對待歷史的不正義，或以前發生的事情。向前看的「遺忘式」的轉型正義，通常是國民黨的做法，過去的不要再想了，如果要想，就記得我的好就夠了，沒有我，就沒有民主轉型。

回頭看的，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但民進黨不敢說，民進黨不敢清算。全球一百多個國家都有轉型正義的問題，整個東歐，尤其是德國的轉型正義，通常是清算型的轉型正義。清算到什麼程度？到現在哦，很老的教授，要是被發現以前與納粹有關，是要被革職的。德國認為清算就等於清除癌細胞，要完全清除，才有康復、法治的可能性，德國有它的特殊性，清算得非常徹底，南韓也是一樣。只有西班牙採取遺忘式的轉型正義。

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遺忘式的轉型正義之外，還有一種可能，南非曾經做過政治和解，是典型的「瞻前顧後」，要向前看也要往後看。南非比較特殊，南非的「身後身」有基督教的白人傳統，黑人也有和解、原諒的文化，所以他們有真相調查委員會，屬於瞻前顧後型的。我們可以去思考，如果我們沒有這種傳統的話，應該怎麼做。

政治和解的希望基礎

鄂蘭採多重視角的史觀，她認為人的本質就是生、開創，natality。人都有一個和解、創新的基礎。我們來就是想改變、想要開創一個新的可能性，這是一個寫在我們人類認知的、心理的結構裡面的東西。但是在族群裡我們可以怎麼做？從尋找共同的故事開始，可能是悲劇性的歷史敘事，或是多重視角的史觀。

所謂多重視角的史觀像是一個不相容的史觀，但兩個都對。《名偵探柯南》告訴我們「真相只有一個」，沒錯，但真相是不是只有一面？一個媽媽問小孩，桌子是什麼顏色？在桌子底下的小孩說是黑色，媽媽覺得完蛋了，桌子明明是白色的。「桌子是什麼顏色的？」這個問題本身預設桌子只有一種顏色，而且認為只有桌子上方的顏色才是正確的。

我們太習慣線性史觀，強調「一群人」，那「一群人」是誰？如果你要一個單一的、單一族群的線性史觀，在臺灣只會形成暴力，因為你會壓縮其他族群。尤其很多人喜歡講「共識」，認為「共識」好像是「同一種想法」、「一模一樣的想法」，可是其實「共識」有不一樣的理解，2加2等於4，1加3也是等於4啊。如果歷史犧牲掉某些人，這叫做暴力，你讓某些人消失，一樣是暴力。國民黨兩百萬人進到臺灣，一百萬人是軍隊，一百萬人是中產階級，那時臺灣有六百萬人，但歷史講的是國民黨那兩百萬人的故事，而沒有臺灣六百萬人的故事，這就是暴力。如果現在要翻轉，讓這兩百萬人的故事消失，那一樣是暴力。

從鄂蘭的角度來講，一個人活著就是要成就一個故事讓後人傳頌，如果你的故事被抹煞掉，就是暴力，很大的暴力。那麼應該怎麼做呢？史觀跟前面的視覺差異的圖一樣，你說她是個老婦人、年輕少女，都對，但不能排除其中一個，要結合、要並置，不能只有單一族群的史觀。臺灣的家長最喜歡、一定要老師說出一個標準答案來，否則就覺得這世界完蛋了。

真相是「加乘」的，而不是「裁剪」，「裁剪」排除了其他人。葉浩老師以前每每喜歡挑戰老師，所以高一讀了四次，都被退學，好不容易讀到高二，又讀不下去了，只好離開臺灣去英國了，所以他在臺灣的學歷只到「中二」。葉浩老師說，「歷史」是他這輩子最爛的科目。他後來去英國念高中，英國的高中分兩個階段，前兩年、後兩年，後兩年是自己選修3至5門課，拿這些課的成績去申請大學。後兩年他選了一門現代史，第一堂課教的是「史觀」，誰寫歷史、寫給誰看，這是歷史。分組作業，一組扮演德軍，一組扮演英國，兩組互相辯論，這叫學歷史，學所有人的歷史，要求你去想另一方的想法，被逼迫去想另一個族群的人怎麼思考、怎麼看這個世界，它強迫你必須去轉換，去瞭解另一方的思想。不會強迫背誦單一史觀，甚至妖魔化別人。

「空心」不好嗎？

談政治的「和解」有兩種，就跟談「寬容」一樣，一種是化解爭議，化解差異，形成共識，然後只有一個族群的聲音；一種是多重視角的呈現，允許不同聲音同時出現。後者只能是空心的，空心就是一種程序，民主本身就是空心的。每個人帶著自己想要的東西進來投票，但你支持的對象不一定贏，你必須接受結果。如果今天你支持的對象選輸了，你可不可以說「那是你們的總統，不是我的總統？」

阿扁選上總統時，葉浩老師說他正在倫敦政經學院讀碩士，教會裡的人、臺灣同學每次提到陳水扁，都跟他說「『你們那個』陳水扁」，好像那不是對方的總統。那麼你支持的是人還是制度？民主應該是要接受這個程序產生的結果，肯認這個制度。臺灣有些人接受了民主概念，有些人還沒。有些人永遠只看到老婦人，但有些人已經轉型了，接受民主；有些人轉型過了，甚至能接受還沒轉型、還沒接受民主概念的人。

有一種理解、和解是心理感受，它很難。西方世界的寬容是在一個宗教背景中產生的，新教、舊教有很多差異與辯論，到最後決定寬容。這個制度允許你做事的方式，你可以相信你相信的事；不同國家可以信仰不同的教派，後來進步到一個國家可以允許人民信仰不同的教派。

換言之，寬容、和解也是一種政治制度。西方到目前為止只有兩種支持民主制度的方法。一種是精英制，認為民主價值最可貴的，就像審議民主一樣，相信它會找到最好的、單一的解決問題的方式。另一種方法，認為民主本身的價值就在於每個人有表達的自由，選出來的不一定是最好的，民主就是一個程序，讓不同人有表達的自由。這兩種，要嘛答案是最棒的，要嘛答案是最符合正當性的。

和解是有可能的，我們把和解帶進民主制度，會有不一樣的思考，民主不單是選出最棒的或是最正當的問題，而是讓政府調整時差的一個程序。有些政府還活在一百年前，有的活在十九世紀，「起手式」是說當初八國聯軍如何如何，有的人是說國、共如何如何，有的人說炎黃子孫五千年前怎樣怎樣。你可以有各種不同史觀，民主制度就是讓你調整時差。一，先讓政府與民意調整距離；二，讓不同時差的人藉由投票的方式調整時差、重建現實感。來來回回、每幾年調整一次，讓政府與民意接近，提醒不同時差的人要有現實感，化解時間差異。這本身是一種制度性的和解，化解時間觀的差異的制度。同樣的，在歷史教育或是歷史書寫上，葉浩老師提醒大家，我們可能要試著放棄對「共識」的追求，臺灣和臺灣的教育太喜歡標準答案了。

兩個小時的演講，在葉浩老師謝謝大家「坐好坐滿」所引發的笑聲中結束，接下來，則是將近一個小時的現場問答：

問答與互動

Q1：可否請老師釐清一下柏拉圖與鄂蘭對於「惡」的觀點。

A1：這世界有根本惡，像希特勒，但這種惡比較少見；適用於一般老百姓，惡最基本的定義，是不思考。典型猶太教的觀念指的是「善的缺席」。對鄂蘭來說，你服從權威，你接受別人的判斷，不思考，就是惡。日常生活中，官僚體制下，很多人都是這樣，不思考。

柏拉圖被歸類為是違反民主的精英體制。柏拉圖的政治思考起點是怎麼避免暴民制的民主制度，談如何篩選人，直至精英的出現。柏拉圖被一些學者歸類為整個極權制度的起源。比較精確的說，柏拉圖是反民主的精英論者。柏拉圖的這種精英制，造成很多極權主義者。柏拉圖要拿教育體制來取代整個政治。如果你支持柏拉圖的話，你就會反民主，認為國家要由最厲害的人來領導，就像開船，要找一個最會開船的，不能由笨蛋來開船。這其實就是典型國民黨的想法，我們是精英、是最優秀的人，我們才能來領導國家。

Q2：老師提到班雅明的學說，請教老師認為下一代要選擇負多少責任？鄂蘭的「行動」與「製作」的差別在哪裡？只需要「開創」就好嗎？還是要有怎樣的追求？

A2：我本身是基督徒，有些人會認為基督徒是不思考的人，但我依然認為真理越辯越明。神學本身對我是一種討論。很多人讀完神學畢業後都失去了信仰，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思考」本身帶有風險，「行動」本身的風險更大。你要建國、統一，可能不是你完成的，可能是你的下一代，你有意志想要完成，但未必能遂意；「製作」是你自己可掌控的。神學院也是一樣，你有兩種製造基督徒的方式，一種是惡魔附身啊，你要斬斷，但對不起，這不是我認為的方法；另一種方法是不斷討論，去確認各種風險，然後去接受。信仰本身是有風險的，否則你只是把神壓縮在你自己的理解之下。你不一定要把神壓縮在科學或其他的世界觀裡，這就是風險。前者否定了開放性、否定了自由意志。

班雅明是一個個人主義者，他的世界觀是「我跟神之間的關係」，不太管跟其他人的連結。他的活人跟死人，指的是跟猶太人祖先、人跟神之間的關係，鄂蘭把它引用到政治上來。鄂蘭的民主是共和式的民主，百花齊放，有不同的聲音，但你要有一個程序來喊卡，喊卡，才能有下一個階段的百花齊放、不同的聲音。

Q3：請老師多談談臺灣的轉型正義。

A3：可以採「清算型轉型正義」的是可以跟過去切割乾淨的政權，但臺灣很難，因為臺灣一直是同一個黨。日本也很難，因為天皇是同一個系統，如果要採清算型的轉型正義，那天皇要廢掉，你不可能同時承認天皇錯了，又尊崇天皇。共產黨採取清算式的轉型正義，清算國民黨，然後又惡搞了一次文革。現在也有一堆帳還沒算清楚。整個東亞要採取單一史觀，太難了。

臺灣特殊的地方是，所有國家的方式都沒辦法硬套。國民黨要你記得他的好；民進黨說要清算，但不清算人，只想清算黨產。我們想學南非，我們有「民間的」真相調查委員會，但民間沒有調查的能力與權限，政府則沒有正式的委員會（組織）。臺灣太神祕了。

Q4：如何解決臺灣的問題？要告訴我們方法啊。

A4：要先有清楚的邏輯、把問題搞清楚吧。我們會不會太寬容，在太多的事情上？在臺灣有很多很簡單的邏輯問題，都被大人壓抑下去了。歷史課本也有很多明顯邏輯不通的東西。

Q5：鄂蘭指責一般人的惡嗎？

A5：鄂蘭認為只有當時配合的官僚、公務人員是不思考的惡、家常便飯的惡。一般的人民是採取內在移民，過著小確幸的生活。我們在清算罪的時候，絕對不能是說我們集體的、大家的惡。集體的惡就是不承認惡，所以鄂蘭還是想要去分辨每個公務員的行為。集體的惡代表沒事了、逃脫了，不好好認錯、改錯。「不義」有兩種，一種是人為；一種是天然的、自然的現象。極權是人為，如果不追究，無法從歷史裡學到教訓。唯有清算，確認誰該負責，弄清楚不義是人為或自然的，才能有下一步。

Q6：可否談談江宜樺，他是研究鄂蘭的人。

A6：鄂蘭一般被認為是亞里斯多德主義者，亞里斯多德提出人是社群動物的概念。江宜樺比較特殊吧，最簡單的方法是，讓他的書放著吧，可以讓大家檢視。我們的時代跟鄂蘭的時代有些不一樣，我們在行動上有更多的條件，是鄂蘭沒有想到過的複雜。現代人要言行不一比以前困難的多，你講過的話都可以在網路上都可以找到、被挖出來。我信奉民主，所以我沒辦法，各種不同的聲音都讓他存在，用約翰彌爾（John Stuart Mill）的講法是，錯誤的概念有必要存在，如果沒有錯誤的想法，你的主張只會是死的教條，而非活的真理。你要相信某些東西，一定會有人來挑戰你，我們可以用邏輯來解決。對約翰彌爾來說，極端到要是一件事沒有反方意見的話，應該要有人出來製造一下比較好。在我們的時代，不缺反方意見，那就擺上來一起討論嘛，潮水退了，就會知道誰沒穿褲子。我們有一堆荒謬的地方，我們的政治理念有很多不合邏輯的地方。

有些中國朋友常常會武斷的要你承認你就是中國人，那你可以請他定義一下何謂中國人，是文化呢？還是人種呢？如果是人種的話，「中國」並不是同一人種，有一些少數人種、族群，這些人就應該把他們排除出去、讓他們獨立；如果是文化的話，那謝謝，為什麼同一文化都要是同一個國家？那你先叫美國回歸英國懷抱。

我的方法是，讓荒謬去顯現荒謬。我們面臨一個政治學上的困境，從前民主國家要輸出到其他國家，該民主國家一直是一個強勢國家。臺灣是民主國家，卻是相對弱勢，中國因素突顯出民主的脆弱性，但解決方法不是鎖國或封閉，而是應該更民主。

與會合影

協辦: 哈佛台灣同學會

文字: 李麗美

攝影:  Yi-Chien Ch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