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May 21, 2018

情感的向度:記許暉林「文學與技術:重讀《老殘遊記》」



講者許暉林 老師



◎李時雍


  曾經大河的黃濁,盡成了荒蕪淤地,曾於沿岸腹地而築的城鎮、縣里,有的被夷平,更多的,已然沉沒於汪汪河水的深處。劉鶚手執遠鏡,佇立新堤瞭望,心底想的是大水整治、疏通的辦法,卻也同時憂心著那如同大水漫漶的國家危境。


  這是這午後(2018年5月12日)講者許暉林(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所描述最波瀾壯闊的一幕:中國自明末清初以來,經歷了一場嚴峻的生態劇變,這一條孕育廣大幅員生機的黃河不斷決提;尤其他提到1855年,黃河在河南決口而改道,此前下游於江蘇入海,一改為北方的山東,其間整片大地覆沒,幾百年來發展的河運經濟由此崩潰,「劉鶚作為一個工程師,一生裡,他認為救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黃河,就是水的問題。」

  我們或許更熟悉於寫作《老殘遊記》以針砭晚清時弊的作者劉鶚。1857年出生於江蘇六合,1909年五十一歲過世。1903年,他以筆名鴻(洪)都百鍊生,開始發表這部往後成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作品。


  我們或也知道《老殘遊記》除盛名於它對清官誤國的批判,留名的、更在於它寫景敘情的現代性,胡適評價:「《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許暉林由此提出了他的問題:「很會描寫風景,和清官可恨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這個意義是什麼?進一步地則引領我們去思考:「小說的寫作背後,究竟隱藏著一個什麼樣的因素,讓寫景和批評,同時成為小說最重要的特色?」我們如何發掘文學背後結構性的因素、驅動之力,以嘗試回答致使小說必然會統攝這兩個部分的解釋。


  許暉林將目光關注於「文學與技術」。亦即劉鶚在作家之外,另一因此讓人矚目的身份,他廣泛涉獵水利、算學、天文等技術之學,並且從事水利與河道工程的整治規劃。在此認識上,許暉林帶領聽者們重新細讀了幾個段落,包括初編第十二回(黃河結冰記)、初編第一回、初編第二回(大明湖記)等,同時考慮劉鶚曾談及治水之難,如「目光之差,或偏左右」、「光線入目,多成弧形」,許暉林指出其在敘景間所呈現視覺經驗的現代性轉折,光學儀器如遠鏡的引入應用,以至觀看的有限性等問題。


  在小說家身處的十九世紀後半、以迄二十世紀初葉,正也是中國內憂外患,屢陷戰爭,諸如鴉片戰爭(1840-1842)、甲午戰爭(1894-1895)、八國聯軍(1900-1901),以及因應之變法(或叛亂)如自強運動(1861-1894)、立憲運動(1861-1895)、義和團運動(1899-1901)、維新變法(1898)的大動盪年代。《老殘遊記》中針砭以玉賢(毓賢)和剛弼(剛毅)之為「清官誤國」的典型人物,藉氾濫疆域的「河水」喻世紀末的「淚水」。


  劉鶚佇立新堤所凝望的眼睛,遂既是工程測量的現代目光、更是小說家之眼。而這樣的疊影,或許正是許暉林關注《老殘遊記》的象徵意義:「文學的意義,不再只是歷史的再現或模擬,小說是一種形式,透過這樣的形式,我們看到了歷史所看不到的東西。」「而科技跟歷史,透過了書寫、敘事的方式被重新思考。創傷、這種跟人的情感的問題,怎麼樣跟科技、文學、歷史,結合在一起談?」於此留給我們持續的追問。


  思索劉鶚寫下的《老殘遊記》,透顯了文學的測繪之術。在劉鶚擘畫出的堤堰設計圖中,浮現的情感的向度。


(講座錄影1:goo.gl/iv51jR、2:goo.gl/Vq1HGC 、活動影像:https://goo.gl/39Xqr7



活動後合影





Tuesday, February 27, 2018

台灣轉型正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談起

本次波士頓哲五、波士頓台灣同鄉會與FAPA麻州分會共同邀請李怡俐博士來與我們分享她最近幾年的研究。我們一方面回顧台灣轉型正義的路上所面對的挑戰與障礙,在追思往者的同時,也共同探討我們如何走出過去歷史傷痕而邁向更和諧的台灣社會。

講者:李怡俐 博士
活動一開始的自我介紹,我們便被集體的記憶帶回到過去。有的與會者分享自己親眼看見二二八時軍民衝突的畫面;有的訴說自己因為觸犯戒嚴法而被抓去警察局;也有的分享自己家人曾經在戒嚴時期無預警地消失,或被軍法審判,或被捉去關。也有更多的與會者對於長輩們避而不談,選擇遺忘的歷史感到關心。這些經驗分享都凸顯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是台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傷痛,不僅影響著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世代,也同時深深地影響了之後的每個世代。

到了今日,我們該如何處理這個集體創傷?這就是轉型正義要做的吧?

首先,講者李怡俐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界定了轉型正義的內涵與目標,在此基礎上,聚焦台灣轉型正義的經驗與發展以及未來會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就其定義,轉型正義是一個民主體制針對過去威權統治或戰爭脈絡下發生的大規模人權迫害事件,所發動的程序與制度。這套處理的機制內容多元,包含了司法與非司法的各種制度,例如追訴個人責任的刑事審判制度、受害者賠償、真相調查與檢視曾在前威權/共黨政體任職的公務人員是否得繼續任職於民主體制的各種改革機制(註一)。從其定義可得知,轉型正義主要包含了四大核心要素:責任追訴,真相調查,受害賠償與制度改革。在演講中,講者特別提到在台灣,轉型正義常被污名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但此一現象嚴重忽略與扭曲轉型正義帶有彌平社會傷痕、促進社會和解與和平發展的功能與價值。就轉型正義的目的來看,其最終的目標並非是去圖利/或追究特定的族群,而是去正視集體的過去與未來。因此,講者也特別強調,轉型正義實有兩個層面的目標追求。第一個層面是面對過去的目標:轉型正義的推動是在彌平歷史傷痕與促進社會和諧;第二個層面是面對共同的未來:在民主體制下,轉型正義的推動與落實可以強化與健全民主法治以及憲政人權的發展。當我們在選擇轉型正義的處理機制時,必須反覆檢視集體共同的目標與價值,如此才得以循序漸進地完成轉型正義的目標與建立更穩健的民主憲政體制。


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要轉什麼?過去什麼不正義了呢?

活動剪影
相信大多數人對於台灣經歷38年的黨國體制與威權統治並不陌生,但對於當時人權侵害的規模與確切的影響範圍,或許就模糊了。事實上,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傷人數,至今成謎。從監察委員楊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與警備總司令所發表的官方數字:死傷上千人,到紐約時報推估與1992年行政院研究報告所列的死傷上萬人(註二)。我們至今還不知道迫害範圍,也顯示台灣轉型正義真相調查的黑數。不僅是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三月清鄉行動,在白色恐怖時代下,對於左翼思想組織的打壓,對於台獨主張或民主思想分子的迫害,甚至是對於海外學生的監控(黑名單),都再再顯示當權者侵害人權程度之廣泛。然而迄今,官方也未曾公布過去在白色恐怖時代下政治受害的真正人數。只是從現有的調查資料中,我們可以相信的是,受害人數應在萬人以上。因此,講者也強調,從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下的人權侵害狀態來看,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害事實上具有跨越性別,族群,年齡,地域與職業的特徵(註三)。

對於這樣的過去,歷經民主三十年的台灣,我們轉型正義之路走到哪裡了呢?

講者李怡俐以台灣民主轉型後四位民選總統主政為軸線,回顧迄今台灣轉型正義逾三十年的發展歷程。

在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當時是國民黨政府全面執政的狀態,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政府啟動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例如,政府開始小規模的真相調查(在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研究報告為政府後續處理此事件的指摽)。此外,也給予受害者金錢上的補償,如立法院分別在1995年與1998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成立「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以及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專責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其家屬補償事宜。然而在這段時期內,最有爭議的是,大法官在1991年作成釋字第272號解釋,該解釋肯認在蔣經國總統時期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的合憲性。該條款讓在戒嚴時期受軍法審判有罪判決者,在民主解嚴後也無法上訴或抗告,阻斷受害者透過司法救濟途徑尋求正義、真相、賠償與名譽回復。此一條文也成為日後轉型正義推動上的一大阻礙。

在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下,儘管陳水扁總統所領導的政府試圖在責任追訴,真相調查,受害賠償與制度改革各方面推動相關法案,但多數法案都遭到阻攔而擱置。總體來說,在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轉型正義僅在真相調查與受害賠償方面有重要突破。在受害賠償部分,由原本的金錢賠償拓展到名譽的回復。例如,刪除受害者在戶籍資料中「暴徒,暴民」等不名譽的登記。另外也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從補償到賠償,象徵著政府承認其過失。在真相調查方面,例如,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在2006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並且,政府相關部門亦解密白色恐怖時期的部份軍法審判資料,並將資料彙整成冊移交國史館。這些資料得以公開並予適當保存,是真相得以浮現重要的關鍵。

在馬英九總統主政時期,政府對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呈現消極無作為的態度。唯一的正向進展是,在2011年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時,政府將受難者黃溫恭的家書歸還給家屬。講者認為私文書的返還是受害者賠償中很重要的精神彌補。

在蔡英文總總主政時期,在民進黨政府首次全面執政的情勢下,轉型正義的發展有許多制度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16831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設立;此外,總統向原住民道歉並在總統府下設立「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在2017司法改革會議中,決議對不當軍法審判之有罪者設立特別的救濟途徑,讓受害者尋求司法平反。2017年底,立法院也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該條例第6條授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符合一定法定條件下,得撤銷受害者的有罪判決。就目前的發展來看,蔡政府在台灣轉型正義上,較有積極的突破性作為。

轉型正義之路漫長,面對未來,台灣會有哪些挑戰?又有哪些契機呢?

台灣威權勢力盤根錯節,轉型正義的推行不免引發政治鬥爭,甚至是威權勢力的反撲。講者以婦聯會是否被視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為例,分析了轉型正義中勢力的糾結與轉型正義最終價值的拉扯。以婦聯會的案例來看,儘管婦聯會是黨國體制下的產物,但不可否認的是,其組織運作在文教,社福與醫療領域仍有一定程度的成效與貢獻。現今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符合憲政規範與民主標準的理念框架下,處理婦聯會的資產與組織,絕非是要清算或是殲滅婦聯會。為此,內政部提出三大原則(1) 組織改造落實民主 (2)資產捐國庫 (3)會務透明接受公共監督,以此協助婦聯會組織改造轉型且解決人事財務上的不透明爭議。講者也提到,在某些團體或個人的眼光下,內政部的作法似乎在「輕放」婦聯會,但講者也提醒,若從實踐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來看(提升整體和諧,體現健全民主),內政部此一帶有和解色彩的處理模式,不正為轉型正義對峙不下的政治局勢帶來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且也為穩定台灣民主憲政帶來一定程度的貢獻嗎?當然,前述的作法最後因婦聯會拒絕簽署行政契約而破局。在婦聯會拒絕簽署與內政部的行政契約後,黨產會也立即判定婦聯會為附隨組織,婦聯會的相關爭議和問題也回歸到不當黨產條例的框架處理。但近來,讓人感到擔憂的訊息是,婦聯會相關帳冊和檔案有可能有滅失銷毀的危險。由此可以想像未來要呈現相關真相的困難度。這或許就是講者所謂是勢力的反撲,轉型正義推行的挑戰吧。

即使困難重重,講者仍對台灣轉型正義的持續推動抱持正面的態度。這數十年來,台灣深具人權意識的公民團體逐漸茁壯,例如,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積極地推動促轉條例等法案與監督政府在轉型正義政策與措施。因此,講者也認為台灣社會對於追求真相的集體共識與持續性的關注,會是現今推行轉型正義的最大動力。

另外一方面,講者也提到台灣積極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且將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趨勢,也有助於轉型正義的推動。自2009年開始,台灣陸續加入了幾個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例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透過制定公約施行法的方式將其內國法化。國際人權法內國法化的現象。也讓台灣轉型正義的政策與措施得以接受國際人權標準的檢視。在台灣,轉型正義不再是自己關起門來所做的事情,國際社會與人權標準也會發揮一定的監督力量。例如,台灣分別在2013年與2017年舉行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的國際會議,會議結束後,國際人權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均提出審查後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委員會也一再強調真相權與追求正義權利的重要性(註四)。此外,講者也認為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現象也給予司法者更多資源處理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例如,2016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二二八事件日本籍受害家屬青山惠昭案中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1項與第3項,以及第15號一般性意見書承認二二八事件中具外國人身份的受害者遺族有權請求相關賠償。

結語

轉型正義,是一條很長很艱辛的路。就如同傷口消毒,縫合,拆線,每一個步驟都會讓傷口隱隱作痛。但唯有確實地完成每個動作,把傷口扒開,挑出砂粒,癒合的傷口才不會發炎潰爛,也才能完美地結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傷口,其傷痛並不會因為不哀嚎而消失。如果轉型正義是療傷的途徑,如果轉型正義的目標價值是台灣人所相信的,那,我們就忍痛繼續走下去吧。
 
活動後合影
註記:
註一:United Nations, 2004,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2004/616
註二: 二二八事件後,監察委員楊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所列的死難人數是:軍人及公務員死傷1,391人、民眾死傷614人。警備總司令所發表的官方數字是死亡398人、受傷2131人、失蹤72人。紐約時報在1947329日的報導數據是約有一萬人在衝突中死亡。19922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公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以人口學統計方式推估,總計全台及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期間的死亡人數約從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但這僅是保守的估計結果。
註三:參見張炎憲與戴寶村教授的相關研究。
註四:2013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第24點:「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台灣社會留下巨大傷害,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採取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與興建二二八紀念碑等措施。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台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第25點:「國際人權專家亦建議政府應採取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為此,為賠償正義所需,政府亦應確認被害人所經歷的折磨與苦難,並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取用相關的國家檔案。」2017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第17點指出:「審查委員會肯認在改進過去錯誤的過程中,轉型正義所具有的根本價值。政府提出的立法草案需要有效且直接滿足人民得知真相的權利及解嚴後重獲正義的平反。就這方面而言,政府應保障受害者與研究者能有效取得所有檔案。審查委員會強烈建議政府應及時開啟具包容性的真相與和解程序,並將國安單位包括在內,以探討並反省集體記憶。」


Sunday, December 3, 2017

跨文化身心適應與成長契機

跨文化身心適應與成長契機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 Growth, and Potentials

講者 江孟純



引言
現在共同住在美國的我們,可能來自很多不同的地方,帶著很多自己過去的經驗和價值觀,相信每個人在這個過程中,都多多少少經歷了跨文化的適應,這次波士頓哲學非星期五邀請到現為William James College臨床心理系助理教授、臨床心理師的江孟純來分享跨文化的身心適應與成長契機。

孟純的個人經驗分享



在這個演講的一開始,孟純先分享了自己過去的學習歷程以及和文化適應有關的經驗。我們的大腦有左側也有右側,左側的大腦是所謂的「理性腦」(rational brain),右側的大腦則是所謂的「創意腦」(creative brain),就像是我們的大腦一樣,孟純覺得心理學也同時結合了藝術和科學。在學習心理學的歷程上,有許多對孟純造成影響的人事物,大學時期的她,在台大念心理系,台大心理系較強調「scientific psychology」,包含如何測量、預測並控制各種心理「變項」,當時她做了一個研究探討注意力不足和過動兒童(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的心理功能,這個經驗幫助了她了解心理學的許多不同面向,但她始終認為心理學並不只侷限於當今流行的「實證科學」。

現象學(Phenomenology):
在Duquesne University攻讀臨床心理學博士的時候,她開始接觸現象學,何謂現象學呢?現象學在研究不同的「生命現象」,人的各種生活經驗都可以是一種被研究的「現象」,例如焦慮、生氣、或是戀愛的經驗等等。現象學研究的目的,是要建構出一個解釋「主體意識與經驗」的架構,和在台大心理系時所接觸的Scientific psychology相比,Scientific psychology並不特別強調「主觀意識與經驗」,而是強調我們如何從外在的角度來測量、預測和控制,和Scientific psychology較為不同的是,現象學這種強調「主體意識」的研究和每個人所感受到的文化經驗習習相關,舉例來說,在場的每個人,可能都有你們自己和文化適應有關的經驗,而這就是一個現象學可以研究的主題。孟純自己滿喜歡現象學研究,因為現象學的研究會將個人經驗也納入了考量的範圍,而這是人文科學中非常重要的一環。除了屬於現代主義(Modern theory)的現象學,孟純也接觸了以下各種不同的理論。

1960-1990年代左右出現的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後現代理論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批判,目的是要「解構」在近代(Modern era,大約是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初)所形成的各種理論和概念。因為當時的思想家認為這些根據個人經驗所建構出的「理論」並不總是真理,有可能在你的經驗中,你認為美國人就是很無禮,但那僅僅是一部份人的個人經驗,美國人也有百百種,總是會有你沒有體驗到的一部份。
後現代主義包含Critical Feminist Theory、Critical Race Theory等等,如當今的媒體或生活中討論性別平等或是種族平等的議題,大家可能有聽過”Race does not exist” 或是 ”There is no gender” 這樣的論述。後現代主義認為所謂「性別」和「種族」都是一種被建構出來的概念。舉例來說,你可能可以說相較起美國直來直往的文化,台灣的文化更注重禮貌,但這不總是與個人的主要經驗相呼應,美國也有很有禮貌的人。這些透過個人經驗建構的理論可能的確可以概化到某一部份的情況,但總是會有例外。

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在孟純的臨床工作經驗中,她也強烈的被心理分析學派所影響,心理分析是一派心理學的理論,也在臨床上可以應用。心理分析的其中一個假設是潛意識(unconscious) 的存在,源自於佛洛伊德的理論--認為每個人都有潛意識。舉例來說,你可能有類似這樣的經驗:你做出了一些行為,但你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做,你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代表你當下的行為可能是被你的潛意識所影響。
在潛意識存在的前提下,佛洛伊德提出了防衛機轉(Defense mechanism),防衛機轉大多都是在潛意識中進行的,人會透過防衛機轉把人與現實的關係稍微改變一下來滿足心理上的需求,或是減少心理上的痛苦或不安。舉例來說,其中一種防衛機轉是投射作用(Projection),也就是我們會以自己的想法去推測別人的想法,當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有這種想法的時候,我們就把它投射成旁邊的人的想法。例如在逛街的時候,我其實自己很喜歡這件衣服,但我不想承認,所以我就跟我妹妹說,你應該喜歡這件衣服吧!
根據潛意識和防衛機轉,佛洛伊德提出了自由聯想法(Free association)和夢的解析(Dream analysis)等治療手法,自由聯想法的假設是我們的想法是互相連結的,透過分析不同想法之間那些「沒有被說出來的連結」,就能了解到潛意識的運作。佛洛伊德也認為潛意識會在夢中出現,例如最近孟純經常夢到搬到Pittsburgh,這些夢也能多多少少反映她目前真實人生中經常出現的想法。孟純雖然沒有全面同意心理分析的所有理論,例如佛洛伊德認為人的命運在五歲前就被決定了,但孟純認為人有很多成長的潛能,不過在臨床上,她經常使用心理分析當作一種「仔細聆聽」個案想法的工具,她自己較為喜歡的一個心理分析的支派,是一個美國心理學家Sullivan所提出的人際理論(Interpersonal theory),尤其是用於探討文化和心理學的交互作用。

受到許多自己的經驗、不同心理分析門派和理論的影響,孟純目前最有興趣的是個別心理治療(Individual psychotherapy),尤其是任何「非主流」的經驗。目前的社會常常把個體和「常模」做比較,好像你只要沒有落在這個大多數人的常模裡,你就是「不正常」,但孟純並不同意這種想法,她更關注的是如何去了解這些所謂「非主流」的生命經驗,包括有過創傷的人,人格違常、社會上的弱勢族群或是天才,近期她也非常關注和社會正義有關的議題,因為許多心理問題的根本是來自社會的不公義,例如目前在美國社會中常見的海洛因或鴉片類物質濫用的問題,其實都源自於整個社會結構不公的問題,如果我們能從系統面著手,或許可以一次改善更多人的情況。另外,由於目前社會大眾對於心理治療的誤解,孟純也對於成人教育(Adult psychoeducation)很有興趣。

文化適應
在開始今天和跨文化適應有關的主題之前,孟純請聽眾和旁邊的人相互了解一下,並聊聊今天想學到的內容,以下是聽眾分享的一些想法:
當我們接觸到一個新的文化時,我們到底應該保留多少自己原先的文化,和接收多少新的文化呢?
不同的生命階段和扮演不同的角色會如何影響你的經驗
當你到一個新的地方,你可能會有一些期待,但當你實際遇到的情況和期待不同的時候,你該怎麼處理?
如何面對自己或他人對不同族群的刻板印象?

今天的主題是文化適應,首先,我們必須先聊聊何謂「文化」,在開始討論何謂文化之前,孟純想先提醒大家盡量避免把你看到的事情視為理所當然,也呼應前面現象學所提及的概念:「每個人的主觀經驗都是重要的」,我們也可以從每個人的主觀經驗中學到很多不同的事情。主觀經驗的重要性可以從最近用Netflix的一個影集「Mindhunter」來當做例子,Mindhunter是在描述兩個FBI探員為了逮補連續殺人犯,所以嘗試去推理:為什麼連續殺人犯想殺人?,過程中FBI探員們就是透過訪問許多連續殺人犯的個人主觀經驗來逐步推敲犯案動機,這也是現在FBI其中一個行為分析部門的工作。那到底何謂「文化」呢?根據Merriam-Webster字典,「文化」可以是某一個特定社會、團體、地點或是時間的信仰、習俗、藝術等等,舉例來說,三十年前的台灣文化和現在的台灣文化,可能因為時間的流逝,與 大家心想的台灣文化有了很大的不同。

跨文化的心理學理論(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心理學上最早研究文化的流派是跨文化心理學(Cross-cultural psychology)。這個學派的理論希望借由更精確的討論文化來測量並預測人的行為,並更知道怎麼提供幫助給需要的人。Oberg在1960年提出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的概念,像剛剛聽眾所提到的,有時候你的期待和現實不符,所以你會受到一些衝擊,這是一個很初期的想法,當時他們將文化衝擊視為一個必須被「矯正」的負面思維。
1997年時,被認為是跨文化心理學之父的John Berry提出了一個文化適應壓力(Acculturative stress)的概念,當你到了一個新的環境(例如到了一個新的工作環境),你可能會覺得壓力很大,所以你需要有一些「策略」來降低壓力。這個文化適應模式(Model of acculturation)包含兩個面向:(一)你有多想維持和原先文化的連結?(二)你有多想學習和接受新的文化?孟純分享了她自己的經驗,在她剛來美國的時候,她只和家人講中文,其他的時間她都盡量使用英文,所以她當時想維持和原先文化的連結程度是很低的,當時的她對於到了一個新的地方覺得非常興奮,也很想把握任何學習美國文化的機會,所以她當時想學習新文化的程度是很高的。根據這兩個面向和兩種不同的程度,Berry提出了四種文化適應的「策略」,分別是整合(integration)、同化(assimilation)、隔離(separation)、和邊緣化(marginalization),如下表。


對自己原先文化的認同感
(Identification with heritage culture)
對美國文化的認同
(identification with new culture)
整合 (integration)
同化 (assimilation)
隔離 (separation)
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雖然這個模式好像可以快速的將人的經驗分類到不同的策略,但孟純對這個模式有一些反思,首先,根據這個模式,「因為到了新環境而感受到壓力」好像是一個必須被矯正的問題,但或許這只是一個多數人的自然反應,而許多以西方文化為主的理論也都有類似的問題,就是他們好像認為大家都「必須」喜歡西方文化才是好的適應成果。另外,這個模式也假設在面對壓力時有一個「最佳策略」的存在,然而,我們真的會有那麼一天達到所謂的「整合」嗎?孟純再度分享了自己的經驗,即便在美國許多年,很多時候當美國朋友熱烈的聊起成長過程中的共同回憶,由於她並沒有這些共同回憶,她仍覺得陌生,然而,當她回台灣時和家人朋友聊起最近台灣發生的事,她也覺得很陌生。這個模式中的「整合」好像隱約暗示著:「最好的你,就是能夠在兩個文化中完美整合的你」,但這真的對所有人來說都是最好的嗎?

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
一些其他的學者則提出了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模式(Developmental Model)來解釋文化適應的過程,在發展模式中,文化適應可以被視為一個「隨著時間改變,你的經驗持續改變」的過程,而這個持續改變的過程就是成長和發生契機的基礎。Atkinson等人提出一個五階段模式(Five stage model)來描繪一個種族和文化身份認同的發展歷程(如下圖)。


這個五階段模式中的第一個階段,是尋求和主流文化的一致性(Conformity),例如你到了一個新的工作環境,你可能會先觀察一下辦公室的主流文化是什麼,並嘗試融入這個主流文化;第二個階段是發現不和諧(Dissonance),隨著時間流逝,你可能會漸漸發現這個主流文化有些你不喜歡的問題;第三個階段是你可能會開始抗拒主流文化並反而想要更靠近你原先的文化(Resistance and immersion)。舉例來說,剛到美國的時候你可能會為了盡快融入主流文化,而跟著調整你的飲食習慣(第一階段),但過了一陣子,你真的覺得你沒那麼喜歡美國的飲食(第二階段),於是你開始懷念起家鄉的滷肉飯(第三階段)。在這一連串的經驗中,你邁入第四的階段,你開始思考自己之前的行為、思考自己未來該怎麼做(introspection),接著你邁入了最後一個階段:自我覺察(Synergistic articulation & awareness),比起剛來美國的你,現在的你更能清楚的解釋自己的原生文化和美國文化的相同和相異,且你更清楚的知道你是如何整合兩種不同文化的。Kim根據這個五階段模式,也進一步針對亞裔美國人的身份文化認同提出了以下的模式,提供給大家當一個額外的參考(如下圖)。



現在的你,又是在哪個階段呢?你認為這個模式是否完整,或是否少了什麼呢?針對這個自我身份認同的發展模式,孟純也提出了她的反思,首先,發展歷程是否總是線性發展呢?舉例來說,很多移民到了美國,根本沒打算要盡快融入主流文化;另外,不同階段可能會根據你的經驗和想法而反覆出現,或有時候你以為你已經知道你要怎麼融合兩個文化,但可能突然發生了一些事件又讓你回到了抵抗的階段。第二,是否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要找到一個穩定的平衡點呢?孟純認為生活中新的經驗總是會帶給你一些衝擊或改變。第三,這些模式都只反映了個人的身份認同歷程,但文化通常包含了一群人的互動和經驗,當你在探討單一個人的文化適應歷程時,也必須將當時的情境也納入考量,例如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情況、國家背景等等。
透過介紹這麼多種心理學模式,我們可以發現沒有哪一個模式是最完美的,但這些不同的模式的存在,的確提供了我們一個共通的語言來討論文化適應的心理歷程,例如發展模式中提到的一個自我檢視(introspection)的概念,在這個自我檢視的經驗中,是否也提供了我們個人心智成長的機會呢?

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
最後,還有一個和文化適應有關的理論是文化心理學(Cultural psychology),這個理論認為心理學的本身就是文化,文化和心理學是無法切割的,且他們都深受歷史情境的影響,另外,文化並非一個固定且單一的概念,差異的存在是非常重要的。Schweder在2000年發表了一本書「Thinking through culture」,首先,他認為「Thinking by means of the other」是很重要的,當我們在思考文化差異的時候,你必須要考量並瞭解對方所處的和你不同的文化,並認真了解對方的經驗;第二,「Getting the other straight」,我們常常對其他人做出很多假設,並以為自己真的了解對方,但那些假設不一定是真實的,你必須確定你真的理解對方的意思,尤其是在面對來自不同文化的人,我們更應避免用自己既有的假設去假想對方的意思;第三,「deconstructing and going beyond the other」,在了解對方的觀點後,再進一步解構這些意思並探討對方更深入的想法;最後,「witnessing in the context of engagement with the other」,因為人的行為和想法會受到情境的影響,所以若你能親身見證那個對方所經歷的那個情境是更好的。
而這些文化心理學的想法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幫助我們呢?Derrida提出了「differánce」的想法,這是一個英文difference的變形,所謂「differánce」,就是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的一個概念。舉例來說,隨著你待在美國的時間越來越長,你可能會和美國文化裡的其他人有越來越多相似之處,但在此同時,你們還是有不同的地方,不過你們又不是完全不同。

總結
在文化適應上,雖然我們可能有一些相似的時空背景,但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獨特的經驗,所以就相信你的直覺吧!不用強迫自己一定要怎麼做才是最好的,請相信你自己當下心之所向。「和別人不同」這件事,其實也提供了很多個人心智成長的機會,許多研究都指出當工作場合有來自各式各樣文化背景和各式各樣專業的人,可以促進創造力和更好的產品。擁有跨文化經驗的優點是我們在思考上有更多的彈性,相較起只有單一文化經驗的人來說,你可能會比較容易在不同文化和情境中轉換,並找到對你來說最有效的方式,另外,你可能也在合作上對其他工作夥伴有更多的同理心。

針對自我照顧(self-care)的建議
  • 發展自我認識是一個不斷進行中的過程
    • 世界上有百百種不同的身份認同
    • 自我成長的過程中會有一些「生長痛」也是很正常的。「當你覺得某件事情很難的時候,你其實又成長了一些。」
  • 需要時間、經歷和主動的參與去學習和成長
    • 讓自己因為自己的成長而感到驚喜
  • 好好的過每一天是很重要的,包括充足的睡眠、吃營養的食物、多喝水和規律運動
  • 有社群的支持也是很重要的,找到朋友是很重要的,但每個人都有最適合自己交朋友的方式。
  • 專業支持可以促進你的心智成長並進一步增加你對自己的了解


臨床心理學的迷思
  • 只有「瘋子」才需要心理治療?
    • 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心理治療來進一步發展成更完整的自己
    • 適應新情況可能會讓人覺得頗有壓力,但不等於這個人就「生病」了或是「瘋了」
  • 人會心理生病是因為他們太軟弱?
    • 和所有其他的疾病一樣,生理因子或是環境因子都會影響心理疾病的發生,你通常不會對一個感冒的人或是需要動手術的人說,你就是太軟弱了才會生病。
    • 多年的臨床經驗,讓孟純相信社會結構上的壓迫,是把人推向黑暗的一個重要原因之一
  • 任何人只要有心,都可以靠自己克服心理疾病?
    • 人人都有某種程度克服環境壓力的韌性;但若有更嚴重的心理不適可考慮專業的協助
  • 只要笑就會快樂了嗎?
    • 有許多不同的理論都在探討表情和情緒的連結
    • 但如果正在經歷臨床上憂鬱的感受,硬是逼他透過笑來假裝自己是高興的,可能反而適得其反。若對自己能有更符合實際情況的瞭解,可能才是比較有幫助的。
  • 有心理疾病的人通常都比較暴力?
    • 流行病學的研究指出:90%以上的有嚴重的心理疾病的人,從來都沒有暴力行為(Hodgins et al., 1996),只有3-5%的暴力犯罪是由有嚴重心理疾病的人造成的(Monahan, 1006; Walsh, Buchanan,& Fahy, 2001)。
    • 有思覺失調(Schizophrenia,舊譯精神分裂)的患者,反而更容易成為暴力犯罪的受害者(Teplin, McClelland, Abram, & Weiner, 2005)


Q&A時間
提問:我們要如何確定自己能提供需要幫助的人真正的幫助呢?
回應:其實大家可以想想看你平常會如何關心生理上生病的朋友呢?你可以說:「現在的情況真的滿困難的,我們都會在這裡陪伴你,如果你需要幫助的話可以讓我們知道」,或是問問看對方希望我們怎樣陪伴他度過這段時間,而不是只跟他們說「多笑點你就沒事了。」陪伴的過程中盡量誠實的面對對方,如果對方說了什麼讓你覺得很受傷的話,你也可以分享你的真實感受。

提問:在印度的文化中,對於心理疾病和接受相關的服務都被污名化,即便只是使用「尋求專業協助」這個詞都還是有很多污名化的問題。
回應:就污名化來說,人們需要更了解「到底尋求心理相關的服務」的真實面相是什麼;就用詞來說,在溝通的時候可以因地適宜的選擇對方當下比較能接受的詞。

提問: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有更多不同的文化經驗是否對心理健康有正向影響呢?
回應:面對新的經驗時,會感到驚訝都是很正常的,和多種不同文化有互動的經驗,可能會讓你比較有能力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你的想法可能會比較開闊,但當然也有可能第一次接觸新的文化的經驗太負面了,造成人們不想再回想這個經驗。根據每個人對自己的優缺點的了解,大家可以衡量是否現在要先降低生活的壓力,或是你有足夠的韌性去面對這個挑戰。

提問:你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是否在某個年紀或是生命階段之後就會比較固定了呢?
回應:每個人都可以有多於一種的身份認同,你對自己的身份認同也可能會隨著時間和經驗而改變,孟純舉例來說,現在她的「台灣人認同」,和她剛搬來美國的「台灣人認同」的意涵已經很不同了。

提問:如果你沒有一個讓你覺得有歸屬感的社群,你該怎麼辦?
回應: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社會結構上的不公平是很危險的,例如說五十年前的美國,你甚至不能和不同種族的人結婚,那這些跨種族婚姻的人,就很難找到能讓他們有歸屬感的社群。孟純提到她最近看過的一部電影「The Imitation Game」,雖然主角是個對社會有非常大貢獻的天才,因為當時的社會不能接受同志、甚至視同志為有罪,造成主要極大的痛苦導致自殺,就是個社會不公義導致個人悲劇的例子。實際上,你可能需要有策略性的保護自己,例如台灣同志婚姻不合法,所以有些人就選擇離開台灣、搬來美國這個同志婚姻合法的地方,來確保個人有結婚的權利。但如果沒辦法離開這個地方,人們就得思考其他方式來保護自己、找到歸屬感。

提問:如何處理/回應種族歧視的問題
回應:我們剛剛有講到”Thinking through others.”,如果你想要說服某個人,必須要先嘗試了解他們的想法和為什麼他們會這麼想?例如在美國的共和黨和民主黨是很難溝通的,如果有機會去了解對方的想法,你可能會發現其實很多共和黨支持者的確是認為川普讓經濟更好了。雖然他們的想法不一定與你的想法一致,但至少你先知道他們在想什麼,接著你可以再問問那他們的健康保險呢?是否也比較好了呢?你只能提供不同的想法提供對方參考,然後讓對方自己決定自己的行為,畢竟沒有人喜歡被直接說「你該怎麼做」或是「你錯了」。

提問:現在因為網路,人們更容易可以看到和回應來自全世界的人的想法,這個情況是否導致我們更分裂,或其實反而是比較好的?
回應:對於這一點,孟純並不知道是否有研究鑽研明確的答案。就經驗上來說,網路可能可以帶來正向的影響,也可能帶來負向的影響,隨著時代快速的演進,現在和二十年後的情況可能又會非常不同。但在使用社群媒體上,孟純提醒大家避免一直待在同溫層,導致自己越來越難接觸到不同的意見。

提問:有沒有什麼建議是可以提供給跨文化的年輕孩子?
回應:每個人都有一定程度的韌性,尤其是孩子也有很強大的韌性,你要相信孩子會學習和成長,而孩子在這個過程中需要的是一個可以讓他們一直感受到愛與支持的地方,身為一個在旁邊支持的大人,並不一定要非常批判性的指出孩子做對了或是做錯了。現在的研究認為,孩子可以有犯錯的機會,而家長可以設定一個界線,但這個界線要根據情境而有彈性。若你觀察到孩子開始拒絕上學,吃飯睡覺也出現障礙,這時必須及早尋求專業的協助。

提問:心理學上常提到「預測」行為或表現,那我們要怎麼確定這個預測能更準確?
回應:舉例來說,上次的美國總統大選,也有很多的「預測」,可能過程中多少有預測正確,但最後還是錯了,沒有什麼事情是可以被100%預測的。預測可以幫助人們 對於不同文化的基礎了解,但就算是同樣文化的人也有各自不同的經驗。

提問:當你察覺到自己無法在兩個文化中完全整合的時候,是否曾感到憂鬱呢?
回應:我們必須先釐清「憂鬱」的定義,在這個過程中,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寂寞,我們每天的生活和心情也總是起起伏伏,如果你有幾天覺得心情比較低落是很常見的。當然如果這個情況持續了很久的時間,那就必須有所警覺。

與會合影

文字: I-Ting Hwang
攝影: Margaret Wey, Chia-Chun Chu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