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November 5, 2018

性別與族群的政治代表性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筆者:施美成


看過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 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 或者阿波羅計畫(Apollo 13)的海報嗎?講者黃長玲老師在演講的一開始,藉由這些電影的海報給人不同的感覺,去說明代表性 (representation)的意涵。

講者:黃長玲教授
政治上的代表性是當代政治中的重要議題,但其變得非常有挑戰性,則是非常晚近的事,一直要到民主和幾乎所有人相關之後。

政治權利的存在是社會為了本身體制安全與秩序的需求,給予某人或某個群體代替發聲或制定決策的權利。因為不同的社會由不同的人組成,追求不同方式的安全與秩序模式,所以,政治權利的有無從古至今並不相同。古希臘社會並不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有政治權利,例如女性和奴隸就不具備公民身份,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今日天賦人權和人人平等的概念,則是到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時才開始在大眾中傳播開的概念,但是具體的實踐並非人生而平等。近代民主政治崛起時,人們對「差異」的想像只有「意見」的差異,而很少考慮「身份」的差異,特別是一個人所屬的「群體身份」。

這件事在性別上十分明顯,例如我們在瞭解一個男性的時候,我們更加的重視他的職業和在公眾領域的表現,而在面對女性時則會在她的社會角色上放更大的比重,例如著重她的婚姻狀況如何。要讓這樣的狀況減少,需要政治制度上的配合,使處於弱勢的一方在政治中持續有聲量。不過該如何決定授權的人和被授權的人,以及被授權的人該如何被課責,則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台灣婦女參政權的爭取過程,可以是一個體制變更帶動社會改變的好例子。台灣婦女參政比率(38.1% 2017) 在全世界中名列前茅,在亞洲僅次於紐西蘭(38.3%),更遙遙的領先文化相近的日韓兩國(分別在10% 17%左右)。這個數字跟大部分人眼中女權較為彰顯的北歐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台灣在女性參政比率上能位於前排,主要是因為台灣在威權選舉時代(1950 左右)的地方選舉中就開始實施婦女參政保障名額。而這個成果是由歷史中不同時期的女性運動者們共同達成的。這些女性運動者們主要有兩群。有中華民國建立初期,1930-40的女權運動者們,例如唐群英女士。以及1970年左右開始興起,1980開始具備有組織性,並一直努力到今日的台灣當代女權運動者們,例如彭婉如女士。在這兩群女性運動者中,對於女性參政比例的提高,當代台灣女權運動者有著更直接的貢獻。

世界上,女性政治代表性以兩種很不同的模式在增加。第一種模式是自然的,政黨為了吸引女性選票而產生自律性競爭,因此增加女性人被提名人的比率。北毆國家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模式,並在左翼政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政治競爭中,雙方不斷的加碼提名女性候選人,讓女性參政比率不斷增加。另外一個模式則是刻意的,也就是制定女性保障名額的法律條文。理論上這個模式是在女性地位相對落後的國家實施的,此外,這個模式也引發是否會減低女性參政自發性的可能。考慮著這樣的可能性,台灣的女權運動者們在當初思考是否維持或繼續提高女性保障名額時也有著猶疑。

1995年聯合國的婦女大會在北京展開,在決議文中訂下了將女性參政權提高到30%的願景。 儘管台灣因為非聯合國成員無法參加,有位參與美國女權活動的運動者受當時台灣的女權運動團體之邀來到台灣分享她的經驗,並在演講的Q&A時間中給了一個很粗估數值,25%門檻。這位運動者分享當時全球婦女運動的討論趨勢,指出大約至少四個席位中要有一位女性,女性對於組織的文化才會有足夠的影響力。因為這個具體的建議,時任民進黨婦女部主席的彭婉如女士決定推動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條款。這提案於1996年被民進黨採納,作為該黨提名公職人員的規範。隨後在1998年,台灣通過了「地方制度法」,將地方選舉的婦女保障名額提高到「各選區當選名額每滿四席,需有婦女當選名額一席」。「地方制度法」通過時是國民黨執政,內政部推出草案前,婦女團體曾經拜會當時的內政部長葉金鳳,而後來內政部提出的「地方制度法」草案中,就包括了提高婦女保障名額的部份。這個條文當時並沒有受到各方勢力太多的關注,可能是提案送交時年正逢台灣精省之際,大部分的進步或保守勢力都致力於精省後與地方政府相關的經費和人事攻防。台灣的婦女保障名額條文便悄悄地變成了一條法律,此後各黨針對這個新條款也提高了的女性候選人的人數,有實力參選的女性也更加積極的參選,而依靠保障名額當選的女性也慢慢減少。

女性比率增加以後也一定程度的改變了政治文化。以往政治人物常在陪酒或色情三溫暖進行政治協商的狀況並不少見,然而黨團中女性比率提高後,這種情形變得較少。另外在女性政治代表性提升後,公眾對於性別相關的議題也更加的敏銳。以往對於公眾人物針對女性的不恰當發言,通常只有女性主義運動者會加以聲討,而近年,社會基本上會共同譴責這樣的發言。

族群代表性也是和性別代表性相關的議題,然而族群代表性的議題較為複雜。由於族群認同的流動性遠大於性別認同,其相關的政治體制設計也更加的複雜。無論如何,這些設計大致上可以分成降低席次分配門檻,保障一定名額,以及平行選區等設計。無論這些制度的設計如何,必須要各族群人口與族群政治代表性中找到一個平衡。

另外一個政治代表性的問題則是來自於交織性。人的身份通常是多重的。這造成了前面提到的,代表性的給予和課責的困難,與歸因的困難。歸因的困難是指因為人的弱勢身份可能是多重的,所以當某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區分其來源是困難的。返過來說,衡量一個人是否受到公平待遇時,也必須去尋找比較的基準。以黑人女性的就業為例子,如果某雇主在一個面試中決定不聘用一位能力適合的黑人女子,那雇主是因為不喜歡她是黑人?還是因為她是女性?同時,當我們要制定一個法條好讓黑人女性族群的就業能夠被保障,我們又要以什麼為基準?是要和黑人男性一樣公平?還是要和白人女性一樣公平?但其實就算選了這兩個基準,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公平。 除了性別和族裔的交織之外,還有階層,以及其他身份例如移工,或者身心障礙者這樣的身份的交織。這讓交織性變的更加複雜,也是制定相對體制規範時的挑戰。


一個理想狀態是這樣的,在社會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下,所有被授權為民選官員的人們同時注意並為各種性別,族群,階層,和特殊身份的需求發聲。這在實行上並不容易。過去的研究顯示台灣的女性民選代表多少會較關注女性議題,原住民身份的民選代表則或多或少關注原住民議題,但女性及原住民雙重身分的民選代表同時關注原住民和女性議題的就幾乎不存在。一個人同時具有兩個身份時,似乎會選擇關注一個為主。 然而這一切並不是毫無希望的,黃老師在演講的最後展示了台灣現今2018年的內閣閣員合照,和加拿大在2015年組成的內閣閣員的合照。台灣閣員照片中只有少數的女性,而具有其他少數身份的人士則不存在。加拿大內閣合照則有趣很多,閣員性別依照50/50比例分配,並且還有多位具備少數群體身份的人士,分別是信仰錫克教的國防部長,和身障人士的退撫軍人會主席。對於加拿大內閣筆者的感覺是,當一個非傳統背景的人被指派為某部會主席時,該官員就必須要思考和其身份不直接相關的事務,而大眾則被給予一個反思對於該職位刻板印象的機會,這對政府運作方式的改善和社會意識的要應該都有幫助。最後筆者的期望是,不管是筆者的故鄉台灣,或者筆者現在居住與工作的國家美國,都可以和加拿大學習對於不同文化和意見的正面態度。多元文化可能帶來混亂,有時又看似野蠻(和保守人士心中的以禮樂治國之類的概念相比),但混亂和野蠻卻是一個文化持續創新和成長不可或缺的養分,也是人類社會成長一個不變的動力。

與會後合影

Saturday, August 11, 2018

中立 孤立 獨立? 從地緣困境看-瑞士、北韓、台灣的「小國」國際戰略


圖像裡可能有1 人、站立和室內
講者:何時宜


--連續三場的加時延長連續三次的後來居上世足四強賽終場哨音響起,一個人口只有台灣五分之一的小國再度在世界的舞台上創造奇蹟⋯⋯
『克羅埃西雅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七月波士頓哲學星期五講者Toki (何時宜)一開場便以這句耳熟的媒體口號帶出了今天的主題:  不同的小國是如何在現今社會下各自發展呢?

要瞭解這些問題,就必須先知道現今國際社會的組成和遊戲規則。我們常的國際社會,事實上只是包含在「世界」的其中一個面向。國際社會的單位是『國家』,那到底什麼是『國家』呢?

『國家這個概念隨著時代改變,解釋派系多元,各有其說亦有各自表述。從政治學的角度,簡要的說,現代國家定義的脈絡源於16世紀中期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確立了state的定義,當時的世界是以宗教文化霸權為主的君主國。17世紀三十年戰爭結束,而以西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立了『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在國際的效力,再到了工業革命前後,以『民族』為主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紛紛獨立來重新理解國民,而到近代,『帝國』Empire State,型態崛起,以League of Nation會員國為主要定義,而至戰後國家秩序重整,而今天所謂的country主要由聯合國United Nation所定義,而其定義也演變成是有自己的「人民」,「領土」,「政府」以及「主權」的共同體。國家的型態定義多元並隨著時代改變。

雖然我們常常說「我國我國今天的台灣這個島,到底算不算一個國家呢?

台灣在日治時期曾因為日本的關係,一同隸屬於聯合國前身 League of Nations之下 ,二戰過後 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成立,因為中華民國ROC當時是的創始國之一,台灣也自動的納入UN版圖中。然而在1971年後,這個創始國的角色換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實質支配領土,也同時被除名但實際上,PRC宣稱台灣是自己的領土,所以目前台灣這個島,是否涵蓋在聯合國管理,各自表述。

就現今 country的解釋台灣雖然有自己的「人民」,「 領土」, 但政府」與「主權」還是定義在中華民國上。所以在今天的country定義下,台灣本身並不符合國家的四要件而中華民國雖有政府和主權但其憲法所定義的「 領土」,涵蓋的「人民」和宣稱唯一中國的代表卻與實際影響範圍相去甚遠也不被今天的國際社會所認可也幾乎無法正式加入各個國際組織。

圖像裡可能有1 人、微笑中、坐下
與會者與講者互動
所以台灣孤立了嗎?不用擔心,羅馬人在幾千年前發明了一個詞彙,de facto (事實上的),所以台灣現在作為一個de facto nation state行走在世界上,中華民國支配的台灣,也因為經濟發展和冷戰架構,得已用不明確的定義行走在世界,但也因為台灣和中華民國在現今國家定義的交錯也造成了台灣在國際關係上的重重難關。
 
除了對台灣和中華民國的國家定義可能與我們認知不同外,台灣社會對國際關係上中立國和孤立國的認知也未必如如同一般想像。為了面對困境,台灣發展出許多辯論,獨立。但是面對中國可能的壓迫,獨立是個危險的選項,因此也有發展出中立獨立的選項。無論何種選項,都是大型的工程和挑戰。

「常聽台灣人說,現在台灣的問題,都是中國打壓台灣。」講者反問各位,「難道其他國家,都沒有其他國家壓迫?就被和平獨立了嗎?」

歐洲有名的中立國,瑞士,便是一個常被大家引用的例子。

今天我們眼中的歐洲小巨人從早期為歐洲各國輸出傭兵到後來發展自己的精工科技培養一流的工科大學以強硬的金融手段和外交政策創造了自己在世界上難以威嚇無法取代的地位。他的中立國的地位並非是靠著自己宣稱中立便隨手可得所謂的中立也不是不選立場而是能創造自己的立場,面對強權而不改其志。

另外我們印象中的孤立國北韓也未必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孤立。
在外交上北韓擁有164個邦交國目前是中華民國的9倍。雖然其經濟欠佳但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也以武力的方式為自己在國際外交上取得了無法忽視的國際話與權。

台灣雖然在國際地理上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但目前仍沒有一個清楚的國際戰略。台灣尚未據有成為中立國的決心,也難以面對自己在中華民國框架下只能被不斷孤立的事實,並且常常留於已是獨立國家的想像。 
台灣有著超越一般小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有著令人驕傲的民主和社福制度,但若要在這瞬息萬變的國際社會下生存便要審慎思考自己的國際策略。
而小國的戰略從來就不是跟強者比拳頭,就像是瑞士是與各國官要建立金脈連結而非比拼軍備競賽另外,小國的戰略也包含在外交上建立實質的互利關係。以日本來他們花了相當多的心力在國際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ODA)讓自己最優秀的人才在世界各國駐點,以教育和地方基礎建設的方式讓日本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深刻的連結在自身教育上日本小學也有國際理解教育讓小學生與各國來的在日留學生有相互認識理解的機會,以跳課本裡的片面資訊。

在台灣的我們,必須不斷的思考自己在現今國際的角色找到適合我們的方式去創造國際連結與自我價也只有這樣這個成功民主國家的世代工程才有可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實踐。

文字稿:Chia-Chien Wu & Yi-ying Chou

圖像裡可能有24 個人、微笑的人、大家坐著和室內
會後與講者合影



Monday, May 21, 2018

情感的向度:記許暉林「文學與技術:重讀《老殘遊記》」



講者許暉林 老師



◎李時雍


  曾經大河的黃濁,盡成了荒蕪淤地,曾於沿岸腹地而築的城鎮、縣里,有的被夷平,更多的,已然沉沒於汪汪河水的深處。劉鶚手執遠鏡,佇立新堤瞭望,心底想的是大水整治、疏通的辦法,卻也同時憂心著那如同大水漫漶的國家危境。


  這是這午後(2018年5月12日)講者許暉林(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所描述最波瀾壯闊的一幕:中國自明末清初以來,經歷了一場嚴峻的生態劇變,這一條孕育廣大幅員生機的黃河不斷決提;尤其他提到1855年,黃河在河南決口而改道,此前下游於江蘇入海,一改為北方的山東,其間整片大地覆沒,幾百年來發展的河運經濟由此崩潰,「劉鶚作為一個工程師,一生裡,他認為救中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治黃河,就是水的問題。」

  我們或許更熟悉於寫作《老殘遊記》以針砭晚清時弊的作者劉鶚。1857年出生於江蘇六合,1909年五十一歲過世。1903年,他以筆名鴻(洪)都百鍊生,開始發表這部往後成為晚清「四大譴責小說」之一的作品。


  我們或也知道《老殘遊記》除盛名於它對清官誤國的批判,留名的、更在於它寫景敘情的現代性,胡適評價:「《老殘遊記》最擅長的是描寫的技術,無論寫人寫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語爛調,總想鎔鑄新詞,作實地的描畫。」許暉林由此提出了他的問題:「很會描寫風景,和清官可恨之間,到底有什麼關係?」這個意義是什麼?進一步地則引領我們去思考:「小說的寫作背後,究竟隱藏著一個什麼樣的因素,讓寫景和批評,同時成為小說最重要的特色?」我們如何發掘文學背後結構性的因素、驅動之力,以嘗試回答致使小說必然會統攝這兩個部分的解釋。


  許暉林將目光關注於「文學與技術」。亦即劉鶚在作家之外,另一因此讓人矚目的身份,他廣泛涉獵水利、算學、天文等技術之學,並且從事水利與河道工程的整治規劃。在此認識上,許暉林帶領聽者們重新細讀了幾個段落,包括初編第十二回(黃河結冰記)、初編第一回、初編第二回(大明湖記)等,同時考慮劉鶚曾談及治水之難,如「目光之差,或偏左右」、「光線入目,多成弧形」,許暉林指出其在敘景間所呈現視覺經驗的現代性轉折,光學儀器如遠鏡的引入應用,以至觀看的有限性等問題。


  在小說家身處的十九世紀後半、以迄二十世紀初葉,正也是中國內憂外患,屢陷戰爭,諸如鴉片戰爭(1840-1842)、甲午戰爭(1894-1895)、八國聯軍(1900-1901),以及因應之變法(或叛亂)如自強運動(1861-1894)、立憲運動(1861-1895)、義和團運動(1899-1901)、維新變法(1898)的大動盪年代。《老殘遊記》中針砭以玉賢(毓賢)和剛弼(剛毅)之為「清官誤國」的典型人物,藉氾濫疆域的「河水」喻世紀末的「淚水」。


  劉鶚佇立新堤所凝望的眼睛,遂既是工程測量的現代目光、更是小說家之眼。而這樣的疊影,或許正是許暉林關注《老殘遊記》的象徵意義:「文學的意義,不再只是歷史的再現或模擬,小說是一種形式,透過這樣的形式,我們看到了歷史所看不到的東西。」「而科技跟歷史,透過了書寫、敘事的方式被重新思考。創傷、這種跟人的情感的問題,怎麼樣跟科技、文學、歷史,結合在一起談?」於此留給我們持續的追問。


  思索劉鶚寫下的《老殘遊記》,透顯了文學的測繪之術。在劉鶚擘畫出的堤堰設計圖中,浮現的情感的向度。


(講座錄影1:goo.gl/iv51jR、2:goo.gl/Vq1HGC 、活動影像:https://goo.gl/39Xqr7



活動後合影





Tuesday, February 27, 2018

台灣轉型正義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從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談起

本次波士頓哲五、波士頓台灣同鄉會與FAPA麻州分會共同邀請李怡俐博士來與我們分享她最近幾年的研究。我們一方面回顧台灣轉型正義的路上所面對的挑戰與障礙,在追思往者的同時,也共同探討我們如何走出過去歷史傷痕而邁向更和諧的台灣社會。

講者:李怡俐 博士
活動一開始的自我介紹,我們便被集體的記憶帶回到過去。有的與會者分享自己親眼看見二二八時軍民衝突的畫面;有的訴說自己因為觸犯戒嚴法而被抓去警察局;也有的分享自己家人曾經在戒嚴時期無預警地消失,或被軍法審判,或被捉去關。也有更多的與會者對於長輩們避而不談,選擇遺忘的歷史感到關心。這些經驗分享都凸顯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是台灣人共同的歷史記憶與傷痛,不僅影響著經歷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的世代,也同時深深地影響了之後的每個世代。

到了今日,我們該如何處理這個集體創傷?這就是轉型正義要做的吧?

首先,講者李怡俐從國際人權法的角度界定了轉型正義的內涵與目標,在此基礎上,聚焦台灣轉型正義的經驗與發展以及未來會面臨的挑戰與機會。

就其定義,轉型正義是一個民主體制針對過去威權統治或戰爭脈絡下發生的大規模人權迫害事件,所發動的程序與制度。這套處理的機制內容多元,包含了司法與非司法的各種制度,例如追訴個人責任的刑事審判制度、受害者賠償、真相調查與檢視曾在前威權/共黨政體任職的公務人員是否得繼續任職於民主體制的各種改革機制(註一)。從其定義可得知,轉型正義主要包含了四大核心要素:責任追訴,真相調查,受害賠償與制度改革。在演講中,講者特別提到在台灣,轉型正義常被污名化為政治鬥爭的工具,但此一現象嚴重忽略與扭曲轉型正義帶有彌平社會傷痕、促進社會和解與和平發展的功能與價值。就轉型正義的目的來看,其最終的目標並非是去圖利/或追究特定的族群,而是去正視集體的過去與未來。因此,講者也特別強調,轉型正義實有兩個層面的目標追求。第一個層面是面對過去的目標:轉型正義的推動是在彌平歷史傷痕與促進社會和諧;第二個層面是面對共同的未來:在民主體制下,轉型正義的推動與落實可以強化與健全民主法治以及憲政人權的發展。當我們在選擇轉型正義的處理機制時,必須反覆檢視集體共同的目標與價值,如此才得以循序漸進地完成轉型正義的目標與建立更穩健的民主憲政體制。


然而,台灣的轉型正義,要轉什麼?過去什麼不正義了呢?

活動剪影
相信大多數人對於台灣經歷38年的黨國體制與威權統治並不陌生,但對於當時人權侵害的規模與確切的影響範圍,或許就模糊了。事實上,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死傷人數,至今成謎。從監察委員楊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與警備總司令所發表的官方數字:死傷上千人,到紐約時報推估與1992年行政院研究報告所列的死傷上萬人(註二)。我們至今還不知道迫害範圍,也顯示台灣轉型正義真相調查的黑數。不僅是二二八事件與其後的三月清鄉行動,在白色恐怖時代下,對於左翼思想組織的打壓,對於台獨主張或民主思想分子的迫害,甚至是對於海外學生的監控(黑名單),都再再顯示當權者侵害人權程度之廣泛。然而迄今,官方也未曾公布過去在白色恐怖時代下政治受害的真正人數。只是從現有的調查資料中,我們可以相信的是,受害人數應在萬人以上。因此,講者也強調,從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時期下的人權侵害狀態來看,威權統治下的人權侵害事實上具有跨越性別,族群,年齡,地域與職業的特徵(註三)。

對於這樣的過去,歷經民主三十年的台灣,我們轉型正義之路走到哪裡了呢?

講者李怡俐以台灣民主轉型後四位民選總統主政為軸線,回顧迄今台灣轉型正義逾三十年的發展歷程。

在李登輝總統主政時期,當時是國民黨政府全面執政的狀態,在社會各界的壓力下,政府啟動台灣的轉型正義工程。例如,政府開始小規模的真相調查(在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研究報告為政府後續處理此事件的指摽)。此外,也給予受害者金錢上的補償,如立法院分別在1995年與1998年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與《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成立「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以及成立「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專責處理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受難者與其家屬補償事宜。然而在這段時期內,最有爭議的是,大法官在1991年作成釋字第272號解釋,該解釋肯認在蔣經國總統時期通過的《動員戡亂時期國家安全法》第9條第2款的合憲性。該條款讓在戒嚴時期受軍法審判有罪判決者,在民主解嚴後也無法上訴或抗告,阻斷受害者透過司法救濟途徑尋求正義、真相、賠償與名譽回復。此一條文也成為日後轉型正義推動上的一大阻礙。

在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在朝小野大的政治局勢下,儘管陳水扁總統所領導的政府試圖在責任追訴,真相調查,受害賠償與制度改革各方面推動相關法案,但多數法案都遭到阻攔而擱置。總體來說,在陳水扁總統主政時期,轉型正義僅在真相調查與受害賠償方面有重要突破。在受害賠償部分,由原本的金錢賠償拓展到名譽的回復。例如,刪除受害者在戶籍資料中「暴徒,暴民」等不名譽的登記。另外也將《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補償條例》更名為《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從補償到賠償,象徵著政府承認其過失。在真相調查方面,例如,二二八事件基金會在2006年出版《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並且,政府相關部門亦解密白色恐怖時期的部份軍法審判資料,並將資料彙整成冊移交國史館。這些資料得以公開並予適當保存,是真相得以浮現重要的關鍵。

在馬英九總統主政時期,政府對於台灣的轉型正義呈現消極無作為的態度。唯一的正向進展是,在2011年的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紀念追思儀式時,政府將受難者黃溫恭的家書歸還給家屬。講者認為私文書的返還是受害者賠償中很重要的精神彌補。

在蔡英文總總主政時期,在民進黨政府首次全面執政的情勢下,轉型正義的發展有許多制度改革上的突破。例如,2016831日「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的設立;此外,總統向原住民道歉並在總統府下設立「總統府原住民族歷史正義與轉型正義委員會」。更重要的是,在2017司法改革會議中,決議對不當軍法審判之有罪者設立特別的救濟途徑,讓受害者尋求司法平反。2017年底,立法院也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該條例第6條授權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在符合一定法定條件下,得撤銷受害者的有罪判決。就目前的發展來看,蔡政府在台灣轉型正義上,較有積極的突破性作為。

轉型正義之路漫長,面對未來,台灣會有哪些挑戰?又有哪些契機呢?

台灣威權勢力盤根錯節,轉型正義的推行不免引發政治鬥爭,甚至是威權勢力的反撲。講者以婦聯會是否被視為國民黨附隨組織為例,分析了轉型正義中勢力的糾結與轉型正義最終價值的拉扯。以婦聯會的案例來看,儘管婦聯會是黨國體制下的產物,但不可否認的是,其組織運作在文教,社福與醫療領域仍有一定程度的成效與貢獻。現今要面對的是,如何在符合憲政規範與民主標準的理念框架下,處理婦聯會的資產與組織,絕非是要清算或是殲滅婦聯會。為此,內政部提出三大原則(1) 組織改造落實民主 (2)資產捐國庫 (3)會務透明接受公共監督,以此協助婦聯會組織改造轉型且解決人事財務上的不透明爭議。講者也提到,在某些團體或個人的眼光下,內政部的作法似乎在「輕放」婦聯會,但講者也提醒,若從實踐轉型正義的最終目標來看(提升整體和諧,體現健全民主),內政部此一帶有和解色彩的處理模式,不正為轉型正義對峙不下的政治局勢帶來另一種發展的可能性,且也為穩定台灣民主憲政帶來一定程度的貢獻嗎?當然,前述的作法最後因婦聯會拒絕簽署行政契約而破局。在婦聯會拒絕簽署與內政部的行政契約後,黨產會也立即判定婦聯會為附隨組織,婦聯會的相關爭議和問題也回歸到不當黨產條例的框架處理。但近來,讓人感到擔憂的訊息是,婦聯會相關帳冊和檔案有可能有滅失銷毀的危險。由此可以想像未來要呈現相關真相的困難度。這或許就是講者所謂是勢力的反撲,轉型正義推行的挑戰吧。

即使困難重重,講者仍對台灣轉型正義的持續推動抱持正面的態度。這數十年來,台灣深具人權意識的公民團體逐漸茁壯,例如,台灣人權促進會與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積極地推動促轉條例等法案與監督政府在轉型正義政策與措施。因此,講者也認為台灣社會對於追求真相的集體共識與持續性的關注,會是現今推行轉型正義的最大動力。

另外一方面,講者也提到台灣積極加入國際人權公約且將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趨勢,也有助於轉型正義的推動。自2009年開始,台灣陸續加入了幾個核心國際人權公約,例如:《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並透過制定公約施行法的方式將其內國法化。國際人權法內國法化的現象。也讓台灣轉型正義的政策與措施得以接受國際人權標準的檢視。在台灣,轉型正義不再是自己關起門來所做的事情,國際社會與人權標準也會發揮一定的監督力量。例如,台灣分別在2013年與2017年舉行兩公約國家報告審查的國際會議,會議結束後,國際人權專家所組成的委員會均提出審查後的結論性意見與建議。在轉型正義的議題上,委員會也一再強調真相權與追求正義權利的重要性(註四)。此外,講者也認為國際人權公約內國法化的現象也給予司法者更多資源處理轉型正義的相關議題。例如,2016年,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在二二八事件日本籍受害家屬青山惠昭案中引用《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條第1項與第3項,以及第15號一般性意見書承認二二八事件中具外國人身份的受害者遺族有權請求相關賠償。

結語

轉型正義,是一條很長很艱辛的路。就如同傷口消毒,縫合,拆線,每一個步驟都會讓傷口隱隱作痛。但唯有確實地完成每個動作,把傷口扒開,挑出砂粒,癒合的傷口才不會發炎潰爛,也才能完美地結痂。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是台灣人的共同歷史傷口,其傷痛並不會因為不哀嚎而消失。如果轉型正義是療傷的途徑,如果轉型正義的目標價值是台灣人所相信的,那,我們就忍痛繼續走下去吧。
 
活動後合影
註記:
註一:United Nations, 2004, The Rule of Law and Transitional Justice in Conflict and Post-Conflict Societie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S/2004/616
註二: 二二八事件後,監察委員楊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所列的死難人數是:軍人及公務員死傷1,391人、民眾死傷614人。警備總司令所發表的官方數字是死亡398人、受傷2131人、失蹤72人。紐約時報在1947329日的報導數據是約有一萬人在衝突中死亡。19922月,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所公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以人口學統計方式推估,總計全台及澎湖地區在鎮壓與整肅期間的死亡人數約從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人之間, 但這僅是保守的估計結果。
註三:參見張炎憲與戴寶村教授的相關研究。
註四:2013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第24點:「解嚴之前的壓迫與大規模的人權侵犯事件對台灣社會留下巨大傷害,政府為了撫平歷史傷口採取包括通過二二八事件處理及賠償條例與興建二二八紀念碑等措施。然而,轉型時期尚未結束,需要政府更多作為來促成台灣社會的和解。賠償權應包括被害人在社會與心理層面的復原,也應同時賦予追求真相與正義的權利。」第25點:「國際人權專家亦建議政府應採取揭露白色恐怖年代大規模人權侵犯事件的完整真相。為此,為賠償正義所需,政府亦應確認被害人所經歷的折磨與苦難,並保證被害人與研究人員能夠取用相關的國家檔案。」2017年結論性意見與建議中,第17點指出:「審查委員會肯認在改進過去錯誤的過程中,轉型正義所具有的根本價值。政府提出的立法草案需要有效且直接滿足人民得知真相的權利及解嚴後重獲正義的平反。就這方面而言,政府應保障受害者與研究者能有效取得所有檔案。審查委員會強烈建議政府應及時開啟具包容性的真相與和解程序,並將國安單位包括在內,以探討並反省集體記憶。」

筆者:Yi-ying Ch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