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é Philo @ Boston | 哲學星期五@波士頓: December 2016

Tuesday, December 6, 2016

在自己的位置，遍地開花

2013年底，多元成家立法草案在立法院一讀通過，同性婚姻的議題首次同時在民間與媒體獲得關注以及引發了激烈的辯論。今天，2016年底，民進黨完全執政後，婚姻平權法案二度進入議會一讀已過，在二讀之前遭受阻礙，因為支持陣營的的要求以開兩場公聽會的方式使雙方能夠進行溝通，但其爭論的激烈程度絲毫沒有減少。波士頓哲學星期五在2015年五月有幸請到了多元成家法案起草人之一陸詩薇律師，在當時的脈絡下和我們分享她長年推動婚姻平權的經驗以及看法。

講者陸詩薇律師

陸律師小時候返台，受到當時台北市婦女救援基金會雜誌的影響，想要為華西街雛妓以及台籍慰安婦爭取權利，就立志將來要成為一名人權律師。不論是雛妓與慰安婦的救援工作、到後來的婦權、婚姻平權或更廣泛的人權問題的解決，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同理心。只有同理心，才能在巨大的社會歧見中找到出路。

我們現在享有的種種權利，從來不是憑空落下，而是無數前人犧牲與奮鬥的結果。因為柯媽媽事件，我們才會有了強制汽車責任；因為葉永鋕事件，教育部才推動性別教育平等法，明確揭示各級學校打造性別平等的環境 (https://goo.gl/cahuj8)；因為彭婉如事件，我們也才有了性侵害防治法；因為鄧如雯事件，才催生了家庭暴力防治法；不用說更早之前為了言論自由而遭打壓的雷震與甚至犧牲生命的鄭南榕等人。今天，我們看似自然不過的權利，過去它們都曾是遙不可及的奢侈夢想。現在的婚姻平權，並沒有太大的不同。

婚姻平權事實上也不是一個全新的議題。早在1958年12月19日就有聯合報投書詢問：「一位女性該如何與相愛的另一位女性伴侶結婚？」台灣第一位公開出櫃的同志祁家威，從1986年到今天都還活躍地在爭取台灣同性婚權，三十年來被國家與民間人士以違背社會善良風俗否決他的訴求。2007年有女同志欲以合法管道領養小孩，但是法院卻以小孩必須承受社會的歧視與壓迫為理由駁回了。即便到了2015年，高雄開放了戶政事務的「陽光註記」，可以在所內記事欄位註記同志伴侶身份，卻也停於宣示而沒有法律實質效力。

在討論平權時，常伴隨制定專法的爭論。透過修改民法的結婚要件，精神上是消去過去對於性別的限制與分類，讓不管是哪種性別的人，都能進入婚姻體制享有憲法上的相同權利。制定專法，一般而言是為了賦予特定團體更多的保障，然而同志婚姻的專法卻是相反的要縮限他們平等的權利。即使是給予同志伴侶比異性戀夫妻更好的權利而制定專法也是一樣的。婚姻平權並不是為了跟上時代潮流與世界接軌，也不是要給哪一個特定團體享有特殊待遇，而是要讓任何人在婚姻這選項上都有首肯與拒絕的平等權利。

最後筆者想分享2015年底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通過同性婚姻合法時，大法官Anthony Kennedy的判詞一文：

“No union is more profound than marriage, for it embodies the highest ideals of love, fidelity, devotion, sacrifice, and family. In forming a marital union, two people become something greater than once they were. As some of the petitioners in these cases demonstrate, marriage embodies a love that may endure even past death. It would misunderstand these men and women to say they disrespect the idea of marriage. Their plea is that they do respect it, respect it so deeply that they seek to find its fulfillment for themselves. Their hope is not to be condemned to live in loneliness, excluded from one of civilization’s oldest institutions. They ask for equal dignity in the eyes of the law. The Constitution grants them that right.”

(沒有什麼比婚姻的結合更加深遠的了。婚姻承載了愛、忠誠、奉獻、犧牲和家庭的最高理想。在婚姻締結的過程中，讓原先分離的兩人成為了更好的自己。正如本案幾位請願者所證明的，婚姻甚至體現了超越生死的愛。若說他們藐視婚姻的真諦無非是種誤解。他們所請求的，正是表達了其對婚姻的敬重之深，深至努力追求而親身實踐。這種冀盼不應被宣判孤獨終老，而被文明最古老的體制排除在外。他們請求在法律之前有平等的尊嚴，而憲法賦予了他們這項權利。)

與會合影 2015年

文字：Chia-Chien Wu, Yi-ying Chou, Yi-Chen Lo

攝影：Chia-Chun Jennie Chung

活動海報：Julie Wang

Sunday, December 4, 2016

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與香港的過去現在未來

講者劉以正

引言

2014的香港雨傘運動引發港人爭取民主的一波浪潮，面對中國勢力的威脅，台灣與香港追求民主自決過程中遭遇相同困境。今天很高興請到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刊「學苑」的總編輯劉以正來演講，目前正於 Tuft University 作為交換學生的他，於香港出生長大，就讀香港大學四年級，主修國際關係與歷史。他將介紹香港本土意識的發展演變，分享香港年輕一輩對香港未來的展望。

香港本土主義興起

首先，劉以正闡明為何香港本土主義在這時間點高漲。2008年是香港人自我認同為中國人認同度最高的一年。同年的北京奧運提升了香港人對中國的認同感。劉以正說，當年他也以身為祖國一份子感到驕傲。但最新調查顯示，在18到30歲的人之間，有40％的人支持港獨。劉以正從三個角度切入來討論為何年輕一輩的香港人對中國認同的快速下降。首先，一國兩制出現問題，近年因自由行、持單程証來港的新移民人數不斷上升，嚴重影響香港本身的醫療與商業經濟。其次，中國不顧基本法，強行介入香港國民教育，試圖將中國化的史觀放入國民教育課綱。此外，2011年修建廣深港高速鐵路工程的過程中，政府想要強行拆遷橫台山菜園村，引起當地居民不滿。這兩次事件均引發極大的抗爭行動。香港人從中逐漸感受到中國試圖推動中港融合，改變香港原有的生活面貌。最後，是大家較熟悉的2014 雨傘運動，香港人發起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爭。劉以正說，由於這些事件，90後的香港年輕一代漸漸對於傳統回歸派或是民主派的主張感到不滿，他們也重新思考看待中國的態度，認為在基本法的保護下，除了外交與軍事，中國不應該介入香港的任何事物。

接著，劉以正提到香港民主發展過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難便是習近平的態度，他認為，中國仍以帝國自居，想做文化的輸出者，建立中央集權的國家，即使你不住在中國，依然屬於廣義的中國人，中國嘗試於文化上主宰全世界的華人族群。香港處於一個以帝國自居的國家邊陲，獲得自治權的機率極小，更遑論真普選。

香港政治派別的演變

劉以正以2014年雨傘運動為分界，分享目前香港不同的黨派主張。2014年以前，沒有任何的黨派是以香港本土作為其核心政治主張。遵守一國兩制體制規範，試圖於此框架下實現民主自決的民主派，未將香港視為一個獨立的國家。2011年陳雲所著的「城邦論」，提出中港區隔的主張，利用這樣的分隔來捍衛本土利益，維護自英治時代留下的制度，期望最終能促使中國民主化，但他仍以香港是隸屬於中國的一個城邦為中心思想，並未有港獨意識的出現。2014年由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著的「香港民族論」，主要論述為香港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擁有自己的歷史、身份認同，與中國有極大差異。雖然香港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互不相容，但在追求法治和民主的過程中可以互相交流影響。此書可視為香港年輕一輩對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他們並不想要生活在大中國文化的陰影/羽翼之下。雨傘運動後，一群以香港本土的核心價值的人成立本土民族前線，將香港自決的概念轉為政治實體。

香港政治現況

即便香港本土黨派開始出現，香港的主體性仍慢慢消逝，政府於國民教育大力推行使用普通話，香港越來越多的電視台開始使用簡體字與普通話播報。除此之外，香港選舉也出現越來越多的賄選，並且，當候選人被指控違反基本法，香港政府可終身禁止他參選的權利。

劉以正解釋，香港基本法是由中國和英國聯合聲明，並沒有港人參與。此時在場一位出生於80後的香港朋友也分享自身經驗，表示他那一輩的人，大多數擁護基本法，約80%的人希望維持現狀。當時中國政府開明派的出現，也有人提出可以依據基本法逐漸民主式地回歸中國。劉以正說，根據基本法，中國有權去解釋它，香港回歸後，中國人大常委會先後五次對香港基本法作出解釋，這些解釋都改變了基本法原有的法規，令香港年輕一輩感到中國無意遵守基本法。

此外，2016年十月發生的立法會宣示風波，香港立法會兩位新科議員游蕙幀、梁頌恆因宣示時被指控刻意把「China」讀成「支那」，被政府向法院提出司法覆核，之後這兩位議員因辱華被取消議員資格。劉以正對於他們兩位逞一時之快的行為相當氣憤，他說，此事件後，以港獨為政治主張的香港本土派將無法參選，使本土派的生存空間更加艱困。更重要的是，中共此舉嚴重破壞香港法治基礎與在「中英聯合聲明」中保障香港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中國政府無權利用解釋基本法的手段來操控香港的選舉。

目前香港的政治勢力可分為中央與地方，中央方面，習近平派系在香港基本上沒有勢力，江澤民派系則長期盤踞於香港。習近平希望香港政局能相對穩定，藉此剷除江澤民系的勢力，而江派則希望香港越亂越好來影響習近平的統治。作為江習兩派角力的香港，梁振英上任後，他想建立一個新的治港集團，能在江習兩派間兩面投機。本土派在此情形下被強力鎮壓，成為梁振英用來對抗習近平和其他勢力的馬前卒。港獨思想便是由此興起，劉以正認為，其也會繼續成長，因為香港人的困境依然持續惡化。

未來展望

支持本土派的民眾依舊是極小一部分，且本土派的組成也相當脆弱。主因是他們反對傳統的民主選舉也無法從政，只能採用街頭暴力抗爭的手段，導致常被捕入獄，降低民眾參與意願。大多數民眾仍相對保守，那些有錢港人並不關心港獨運動。

中國方面，習近平試圖重新建立一個穩定的香港，即一國兩制，進一步加深大中國民族主義思想，將權力更集中於中央。無論如何，本土派依舊會被壓制，但如果中國經濟出現不穩，可能是香港獨立運動的機會。劉以正說，他期待中國經濟市場對歐美國家的開放能使中國國內政治更自由透明。

以全世界角度來看，右翼重新崛起，世界動盪會更加劇，尤其是川普聲勢如日中天，當選後可能對東亞態度愈發強硬，或許是港獨的機運。穩定局勢下，國際輿論不會站在港獨這邊，但如果動盪之下，港獨有機會獲得國際支持。

結語

劉以正希望本土派能持續壯大，在未來某天，香港能成功從中國獨立自治，但不諱言小國家的獨立常須仰賴國際戰後的不穩定機會，如二戰後新興的小國。

Ｑ＆Ａ

會後有觀眾問到，中國和香港基本上是同血緣的民族，為何要獨立，或是香港人的主體性與中國有何差異？

劉以正說，他認為國家認同是由民主政治參與所構成的群體，擁有共同的政治生活，政治身份，公民身份可以建構起一個民族，政治公民可以與血緣民族分隔。

現場也有兩位分別是1970、1980年代左右出生的香港朋友，他們和90後的劉以正熱烈地討論香港人效忠的對象由英國、中國轉移到香港本土。此外，他們更有感於粵語逐漸在年輕一代消失，其他人也分享在普通話的侵襲下，如何保存粵語與台語的困境。

劉以正總結道，他覺得有必要現在就站出來，因為他們不做沒有人會做，但仍不確定畢業後的目標為何。現場觀眾分享了范雲老師在野百合運動後出國留學，而今回台貢獻所學的例子，以此鼓勵劉以正出國留學。但劉以正也幽幽地說，他很怕學成回國後，香港已不是原有的樣貌了。香港社會運動所遭遇的困境，值得台灣借鏡思考。

文字: Ching-Huan Chen

攝影: Chia-Chun Chung

Saturday, December 3, 2016

Go Pick Your Dinner: How Urban Farm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Live

講者: Cathy Chung

都市與農業，兩個看似衝突的概念，如何成為一種新型態的生產方式呢？Cathy先從現代農業的發展史說起。現代農業的特色之一，機械的使用，一方面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但是購買機械需要的資金亦使生產成本越來越昂貴，為了增加營收以購買農具並且因應機械適宜使用在大面積農地的特性，農業生產慢慢往單一物種、大規模耕種，並且逐漸只有在土地較廉價的鄉村區域才能存在。我們在超市裡所看到的蔬果幾乎都是透過這種鄉村農業生產出來的。經由商業化管理，還有和大型通路商店的合作，消費者大部分都是經由這種管道購買遠方生產的蔬果。在全球化貿易流通的今日，美國消費者的農業生產腹地更延伸到世界各地，以2015年為例，鄰近的墨西哥與加拿大是美國進口蔬果的主要供應市場，秘魯與中國，還有緊接在後的西班牙跟印度，一起連成了美國生鮮蔬果的全球供應網絡。

但因此也衍生了諸多問題。仰賴遠距離運輸的供應鏈製造超高碳足跡，製造端與消費端分離的結果也造成了消費端囤積大量食物，很多進而浪費食物的問題。Cathy以亞利桑納州土桑市的大學組織 Compost Cats 為例，介紹了他們如何將本來會被丟進垃圾堆的過多食材製造成有機堆肥的創意。這個活動的發起地土桑，是墨西哥農產品進入美國境內的第一線入口城市，過多湧入的食物造成的浪費應該如何被解決，變成了一個嚴重的經濟與道德問題。

都市農業某程度便是為了因應這些現象的一種解藥。都市一般來說都是農產品的消費端，仰賴運輸進口生鮮蔬果。但透過個人、社區或城市等級發起的運動，許多人試圖改造自家餐桌上的食物供應鏈。相較於鄉村農業，都市農業通常佔地較小（小於兩英畝，兩英畝換算成台制約0.8甲），有些是由志工組成，單位面積內有較多種類的植物，也比較偏重以人力與基本工具來栽種。這些生產組織的好處，因為距離縮短了，所以蔬果較超市買到的更新鮮可口，減少碳足跡以及食物浪費之外，還具有教育以及團結社區的功能；但反過來，都市農業雖然排除了中間商從中剝一層皮，因為低度機械化人力密集的關係，價格較高，另外還有氣候、法規、惡意破壞等的限制跟問題。因此有人提出，透過種一些市場價格較高的植栽提高土地的單位生產價值，或者推廣農作物各個部位的食用方法，等等的這些措施可能更能夠使都市農業長久經營下去。

Cathy也分享了幾個芝加哥很精彩的都市農業成功案例。第一個是Northside Preparatory高中。在學校的支持之下，志工、學校老師與學生們開始著手改善學校旁邊原本會有流浪漢聚集的鹽鹼地，並把這一系列的計畫納入學生可選擇的課程之中。他們讓高中生從搭建園圃、種植農作物到烹飪食材，親身學習到餐桌上的食物究竟是怎麼來的。第二個案例是Englewood的社區農場 Growing Home’s Urban Farm 。Englewood 原本是芝加哥近郊人口外移最嚴重，工作機會最缺乏，幫派活動頻繁的鄰里之一。農場發起人看準了這個地方什麼都沒有就是空地最多，從農場建立、招募與訓練流浪漢成為農業勞動力，慢慢地讓荒涼市鎮重新有了生機，周圍也開始出現了咖啡廳與餐廳等社交場所。農場也提供更生人再社會化的訓練計畫，讓許多有犯罪紀錄、很難復歸社會的更生人有接受訓練、學習新技能的可能。

Cathy的公司 OMNI Ecosystems/The Roof Crop 則是致力於發展建築物屋頂的綠化技術。芝加哥城市法規針對一定規模以上的新蓋大樓要求綠化的規定，讓越來越多的建商對屋頂綠化產生了興趣。傳統上是鋪蓋草地，來調節溫度與淨化空氣、降低噪音量，但新技術已經不只可以養草地，甚至可以在屋頂上栽種農作物，達到更高的生物多樣性。除了在外觀上更多層次更美麗之外，綠化建築結合了都市農業的特色，用美味新鮮的蔬果，慢慢的在改變居民還有他們的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