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與黑潮

講者: 張智程

引言

原本台灣對日本一直是單戀，直到最近十年，日本對台灣的態度開始發現轉變。

2011 東日本震災- 讓日本意識到台灣一個小島國竟然捐了這麼多錢，還是一個對日本擁有許多憧憬的親日國家，使他們終於開始意識到台灣這個鄰近國家的存在。

2014 太陽花學運爆發後，許多日本人感到好奇，到底是甚麼原因讓台灣的年輕人衝進了國會？他們在訴求甚麼？他們為甚麼敢衝進國會？ 

講者發問

會前，講者提出了個問題：提到日本，你們會想到甚麼？　基本上不脫這幾塊－美食/有禮貌/動漫/電子產品/櫻花觀光/溫泉…等。

現今社會，根據統計，每一年，台灣到日本的旅遊人數達到460萬人次，換句話說，每年六分之一的台灣人會到日本旅遊(註一)

順便提一下，我對日本的溫泉我才真正專業，溫泉旅行才是我的專業，我都去非觀光地域的溫泉場地，想要去日本溫泉的再私下問我。

我為甚麼去日本

  當年我去日本是因為我非常想要了解日本的學生運動，原因是吳叡人、吳豪人(註二) 這兩位煽動性的學者(笑)時常說服學運學生說，當年(1960年代時)日本的學生運動可是真正暴力的，用樹幹、汽油彈跟警察對沖。透過對日本學運世代的想像，我很想要了解當時如此浪漫、基進的日本是甚麼樣的情景。

  然而，我真正在日本生活的十年，所經驗到的卻是一個與我過去想像截然不同的國家，我所面對相處的、跟我同一世代的日本年輕人呈現比較接近所謂的「悟世代」氛圍(註三)，也就是年輕人偏安，對於人生沒有狼性，對感情交往、追求賺錢等生涯發展沒有欲求，充滿草食化的現象，才是我身邊同世代年輕人真實的狀況。 我與身邊的這些日本年輕人相處的經驗，讓我完全找不到當時60年代浪漫、基進的學生運動氛圍。

  2015 的反安保學運，是日本這幾年來最近一次具有規模的社會運動。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註四)的背景，是日本戰後當時短暫的被美國佔領，在佔領過程中，為了防止日本軍國主義再臨，在美國主導下在憲法中放入了宣示永遠放棄戰爭以及用遠不保持軍隊的憲法第九條。然而1950的韓戰立即打破了這個和平條款，讓日本有了自衛隊這個實質上的軍隊。但因為第九條這個條文的存在深遠地影響日本戰後至今的政治、社會、國防與外交政策，造成日本在二戰後所有的國際紛爭中缺席的結果。

戰後日本第一次大規模學生運動

 兩個重要對比-

 1960安保條約(岸信介，安倍晉三的祖父)vs 2015 安保法制(安倍晉三)

 1960 當時總理岸信介不管當時民意，以自己政治生命為賭注，達成了美日安保條約的改訂，當時引起了強烈的反抗。1960年的反安保運動非常劇烈，當時民眾認為，正值日本經濟起飛，又好不容易從戰爭之後得到和平的日本，沒有必要因此打破了和平的現況，因而造成相當劇烈的反抗。也因如此，岸信介在通過法案後立刻下台，而下任總理池田勇人立即宣布從此不再碰觸這個議題，才結束了這場戰後最大的社會運動。       

    再往下深入討論之前，先來簡單定義一下左派跟右派，然而我再次強調，這是不嚴謹的分法，若是在學術討論這絕對是不合格的，但為了方便大家理解，以下用簡單的分法讓大家明白。

	右派（保守派）	左派（自由派）
經濟	五五體制（自民黨、企業與官僚鐵三角）+高度經濟成長期下的福利國家	社會民主主義、社會主義
政治	美日同盟 修憲（成為正常國家）	護憲和平主義
代表政黨	自民黨	社會黨、共產黨、民主黨(民進黨)
簡述	自民黨在創黨階段，訴求把憲法九條這樣的枷鎖給拔除，成為「普通國家」。在戰後的冷戰時代，以作為美國在區域的同盟國身份長期執政（五五體制）。	護憲和平主義，社會主義，認為需要捍衛憲法第九條。
共識	追求經濟發展成果，不涉及修憲問題，不積極介入國際安全保障事務。

    *日本多數民意支持國家追求永久的和平，因為二戰的代價太大。即便贊成修改憲法以符合國際政治現實的民意大增，仍有過半民意仍然對修憲抱有疑慮。

近期為何想要動憲法

日本因為國際情勢的轉變，使得內外政治面臨極大的變局，這樣的局勢，我稱之為”黑船”。

 第一次黑船，是1853年 美國海軍指揮官培里率領艦隊在來航，要求江戶幕府開港通商。當時美國在南北戰爭打完之後，終於得以整合國家資源和產業實力，開始向西往海洋（太平洋）拓展版圖。當時的日本在德川幕府時代中已維持超過兩個半世紀，黑船的到來迫使日本走向開國（結束幕藩體制走向近代國家）。

 第二次的黑船，是日本敗戰後由麥克阿瑟佔領日本。當時美國企圖將日本所有造就戰爭的內部體制瓦解(政府組織、財團、乃至文化習俗等等)，他們想要把日本改變成美國想要的國家體制。原因是美國擔心保有日本原本的體制，在未來的日子裡，日本可能又會重返擴張主義的老路(正如今日中國正在做的事)。美國持續對日本進行佔領與改造，直到締結舊金山和約(註五)之後，才終於使日本回復獨立國家的地位。

第三次黑船，是冷戰結束後的國際情勢轉變：中國爆發性崛起，幾乎可以說是達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快速的經濟發展成就。21世紀以後，中國逐漸想要掌握區域乃至世界權力，這激起了日本危機意識，中日兩個鄰近卻完全不同的國家，於是再次展開了地緣政治上的競逐。

然而此時的情況，卻是一個「失落的20年（日本）vs 改革開放20年（中國）」這樣強烈對比的構圖。

近期日本的情況

日本是一個缺乏天然資源的國家。日本知道他們的海上交通路被美國截掉因此輸掉第二次世界大戰，而中國的崛起與擴張，再次開始對日本的海上交通路造成強大的威脅。中國最近在南海的造島行動以及一連串的海洋擴張，皆具有單獨支配西太平洋區域的最終戰略目的。當中國能夠達成支配海洋的結果，意味著決定日本經濟與貿易命脈的海上交通遭到阻斷，不僅日本所有的製造成本都將大幅上升，更使日本注定走向從屬中國的命運。在中日兩國這樣地緣政治上戰略利益呈現的必然零合之下，未來日本跟中國是非常難取得和平共存的共識。地緣政治的宿命之下，台灣的位置也開始凸顯，日本與台在此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

戰後的日本與台灣的關係關係，我認為應該分為日華關係和台日關係兩個脈絡進行討論(兩個相似，但又不是完全相同) 。

戰後日華關係
角色	中華民國	日本
簡述	日華關係即日本與跟1949年以後蔣介石帶來台灣的中華民國政權的關係，以1972年為分水嶺，1972年以前日本跟隨美國承認中華民國為中國的合法代表，在1972年尼克森閃電到訪中國後，日本馬上跟隨美國的腳步與中華民國斷交。此後日本與中華民國保持非官方關係。
態度	維持非正式外交關係，作為正統中國的意識形態，與日本之間存在以下衝突：	日本的一個中國原則：「認知」中國擁有台灣主權的主張（並未「承認」）
衝突	釣魚台問題（保釣） 歷史認識問題（侵華戰爭責任，慰安婦） 民主化後的兩岸關係在國民黨執政下的地緣政治因素：釣魚台，東海漁權，沖之鳥，南海

 

日台關係
角色	台灣	日本
簡述	台日關係，指以台灣作為政治主體（非中華民國）出發與日本之關係。最初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的統治之下，受過日本教育的台灣菁英遭到大量屠殺，王育德先生等流亡菁英與留學生從日本開始推動海外台灣獨立運動，使得台灣獨立與台灣主體意識思想在漫長從萌芽到在海外生長茁壯，民主化以後，海外萌芽成長的台獨運動回到台灣進入體制內的選舉中，成為民主化過程中，在選舉上作為政治動員對抗國民黨的最主要道具，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後，台灣主體意識已經成為台灣政治與台灣人意識型態的主流價值
起源	台灣青年社、台獨聯盟 (王育德、許世楷、黃昭堂)	岩波出版「世界」刊登王育德文--- 台灣獨立以作為六零年代眾聲喧嘩的社會運動中一小股未受重視的聲音登場 『台灣青年』作為主要論述刊物
繼承者	台獨聯盟(金美鈴、黃文雄) （PS.此時期海外台獨運動之ˋ重心已經由日本移往美國）	確立與右翼合作路線（特別是與否定日本戰爭責任的極右翼歷史修正主義主張團體親近）
定著	李登輝(民主化)：民主化成就使日本對經歷民主化過程而成為完全自由民主社會的台灣抱持親近感，李登輝的角色更進一步使重視日華安保的保守派轉化為親台派。 政黨輪替(中國因素VS台灣因素)	日本民間支援團體：李登輝之友會 地緣政治 美日同盟

台灣獨立思想最初在海外出聲，是左派的岩波出版社發行的『世界』雜誌第一次刊登了王育德先生（台獨聯盟的創始者之一，在日本著有『台灣---苦悶的歷史』一書）的文章。 然而，當時日本的左派對台獨聯盟的台灣獨立主張抱持冷漠與忽視的態度，因日本左派在冷戰期將自民黨與美日同盟作為主要敵人，在台灣議題上傾向直接接納社會主義陣營中國的立場， 認同由美國扶植的蔣家法西斯獨裁政權統治下台灣應屬中國的一部分。

1980年代在金美鈴女士、黃文雄先生將路線明確轉往與右翼陣營合作（歷史修正主義），與右翼背景的政治動員體系形成友好關係。民主化之後，李登輝先生在日本成為保守派轉向對台灣主體意識同情友好最大的推手，（李登輝總統在日本可是頂著哲學皇帝的腳色，影響力之大，成為台日關係今日重要的legacy）。

當然近年來最大的轉捩點，還是東日本大震災後日本社會對台灣態度的轉變，日本社會終於開始對如此鄰近的台灣產生問題意識。我2009年剛留學日本時，跟日本人提到台灣，他們多半只會想到徐若瑄、郭泰源、鄧麗君等在日發展的演藝工作者或運動員，在2011之後，跟日本人提到台灣時，變成對方普遍會表示曾去過台灣觀光、認知台灣親日友善等，對於台灣有更具體且正面的理解。雖然也沒有多深，但這樣所謂的鼎泰豐小籠包外交等等，讓他們意識到台灣是對日本非常友善親近的國家。而台灣人到訪日本的數據更是驚人，2017年台灣人到訪日本460萬人次，等於六個台灣人裡面有一個去年間去過日本，而過去幾年的觀光統計中，除了東京、大阪等大城市是中國人訪問人數第一之外，其他地方縣市等，最多旅遊人數幾乎都是台灣人居首。

然而我們還是在日本遇到許多問題，舉例來說，吳豪人老師認為他在日本便是面臨著不斷「拳打腳踢」---拳打(左派)，腳踢(右派)的命運。

日本左派雖然在許多社會議題上的進步立場與我們立場一致，但在涉及台灣與中國之關係，乃至地緣政治問題時就並不積極。

日本右派- 非常愛台灣，越右越愛台灣，但我自己覺得那種愛像是阿伯看到年輕妹妹的愛，他們願意在各種場合為台灣發聲，然而他們愛台灣感覺就像是 ”你看韓國對慰安婦問題這麼吵，哪像台灣這麼乖，都沒事”) 有一次，我去自民黨演講，他們提到想去拜訪台南飛虎將軍廟(註六)，也就是拜零式戰鬥機駕駛，當年台灣人簽六合彩求明牌最準的地方，他們對為甚麼台灣把我們日本人當神來拜很有興趣。然而這就是滿足他們對台灣的想像。

然而這也是我很困擾的地方，是如何讓日本人正確的認識台灣，如何在左右派之間拳打腳踢。

最後，我想要透過日本最權威的台灣研究學者若林正丈的看法做個結論，他認為台灣是海洋亞洲與大陸亞洲的風之谷，也就是兩座山峰之間的啞口氣旋，受到來自大陸亞洲和海洋亞洲兩座山峰吹來的強勁風力影響，匯集於台灣這個熱點的氣旋一直都是非常強勁，日本人必須對台灣正式並有正確的認知。

Q&A

Ｑ１我們期望說在日本可以得到的夥伴是偏左派的朋友，請問他們的思維是什麼? 他們現在的態度是因為不想管外國勢力，還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勢力是他們親近的勢力?

Ａ１社民黨等邊緣左派小黨或是６０世代的社運人士也好，有一小群人的確還保有過去的社會主義理想想像。至於大部分的學界或政界的左派，其實對於中國因素多少是有認知的，我常常問左派如何定義日本成為好國好民的方式：是不論世界發生什麼事，都關起門來只管自己的和平，還是在區域乃至世界的武裝衝突和人道危機中，日本作為大國願意更積極扮演願意負責任的角色？

Ｑ２ 甚麼是日本的左右派？

Ａ２ 媒體的常用的左右派是不正確的二分法。舉例來說，自民黨政權從中曾根到小泉純一郎政權之間是走新自由主義路線，對工會下手，推動去管制和民營化，但現在的自民黨安倍政權就不走這個路線。相對來說現在安倍政權的福利和勞動市場政策就非常左（補充：當然這是一個偏向由國家核心權力主導分配的國家社會主義式福利國家，跟左派的社會民主主義者所倡導的由工會或公民社會由下而上匯集而成的福利國家並不一樣）。

Ｑ３ 日本如何看待台灣現況? 態度是? 如陳為廷他們是給誰接待的? 另外60年代那些人現在在幹嗎?

Ａ３ 日本左派以社會運動挑戰權力的立場出發，好奇太陽花運動作為學生/社會運動到底如何成功改變了台灣的政治，他們很好奇我們怎麼做到了；日本右派以反中立場出發，評價太陽花學運是反中運動的成功例，右翼人士普遍認為太陽花學運如李登輝世代的傳承。 

    當時學運領袖第一次被日本邀請，是黃陳林(編按: 黃國昌、陳為廷、林飛帆)三人組被日本極右翼團體邀請，但被我們留日學生擋下來。另一組（魏揚等人）也受右翼團體邀請成行，但在過程中與主辦單位不歡而散。

    而當時60年代的造反年輕人，畢業之後多半成為日本高度成長期的企業戰士(如歐洲過去六零年代學運世代一般)，堅持社運理念的人反而越來越邊緣，如社民黨，因此社運也越來越難撼動國家的結構。大部分60年代的反抗者，往後其實多半成為他們當時眼中反抗的社會體制中人，在日本高度經濟成長期中成為累積最多財富的世代。

Ｑ４ 你怎麼看這一次的反安保運動?會對現在日本政治有甚麼影響?  另外美國對於日本修憲的態度是？

Ａ４ 當時的狀況是，儘管在台上是年輕臉孔，但在台下的群眾依舊是60年代的那群老人家，反安保運動無法動員普遍的年輕族群，跟六零年代學運作為世代標誌相較動員結構仍然根本不同。我們常常在與日本公民與社運團體在交流的時候，對方多是60年代的老人家居多。自民黨主張下修投票年紀，是他們評估年輕人相對中高齡世代政治意識形態更為保守，可以為自民黨增加更多票。

戰後初期的美國其實是很不希望這些戰前軍國主義背景的保守派回來執政，可是文件解密指出當時CIA對自由和民主黨合併成立自民黨有很大幫助。整體而言在戰後的年代裡，美國對於日本修憲其實是非常矛盾的，關鍵是冷戰時期，美國需要日本作為他在西太平洋的盟友，美日安保架構下的Junior partner，但另一方面與日本具有慘烈的交戰經驗的美國，又害怕日本會轉換回戰前的擴張主義路線，成為美國的威脅（特別在日本70、80年代日本經濟極為繁榮而使得美國的“日本威脅論”一度成為主流），也因為這個考量，他們決定不在亞洲做北約，傾向與個別亞洲國家締結雙邊同盟關係去處理。

而現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對日本的看法，雖然表面上不對修憲積極表態贊成，但是明確希望日本在美日同盟框架下負擔起義務，以及在區域和平上負起更積極的角色。

Ｑ５ 韓國崛起的態度? 如果兩韓統一呢？

Ａ５ 作為大韓民國成立背景的韓國民主主義，是在二十世紀初反抗日本侵佔時代背景下、以日本作為民族的共同敵人而成立的。因此韓國民族主義中以日本為敵人，但對立只能嘴上講，然而韓國保守派自己也知道，日韓在安全保障上必須作為美國的同盟陣營緊密合作，才能抗衡來自北韓乃至中國的威脅。而自由派長期的敵人是韓國保守派（獨裁政權＝日本殖民者的協力者+美國），相對於保守派在對日關係上基本上很難保持好的關係。

而說到兩韓統一，第一個要問是要看統一後的韓國在地緣政治上親中或親美，所以現在也無法武斷得知。不過可以知道的是，統一目前是幾乎不可能的，原因是各方勢力還沒解決，利益還是相衝突。而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態度是並不樂見一個統一的朝鮮半島國家，從當時日俄戰爭的情況之下，他們堅信日俄終須一戰，因此佔領韓國完全是基於朝鮮半島作為緩衝地帶的地緣政治考量。

Ｑ６ 日本年輕人對政治無感，那他們怎麼想? 那日本對於赴中工作的態度是？

Ａ６ 日中之間的對立，因日中兩國價值不同之外，在地緣政治上也面臨兩者利益相斥，兩邊人民對彼此的認知差異甚大，所以也沒有好關係。

日本勞動市場現在面臨的情況不一樣，不是年輕人想要外移，而是沒人來工作，舉例，現在日本公司出現一種狀況，公司在繼續營利的情況下倒閉，原因是人手不足雇不到人來工作。從台灣的徵才會就可以發現，原本赴日工作會被要求要在日本有留學經驗或是有日文能力，現在都不用了，日本的移民政策正在發生史上最大的變革，迫於人手不足而大幅開放外國人來日本工作，現在想去日本工作非常容易！

Ｑ７ 日台關係目前關係？

Ａ７ 其實有一些長輩在推日本版的台灣關係法，尋求在國防安全上與日本建立實質的同盟關係，然而這項政策希望不大。因為日中關係的重要性太大，再親台的政治領袖，基於日本自身的國益考量都不太可能在美國沒動的前提下，選擇跟台灣達成敏感的政治協議對抗中國。安倍晉三可說是戰後最親台的首相，但我不認為他的團隊會選擇這樣做。 更重要的，日本現在的態度，即便有修憲或是強化軍事實力的聲音，但對於自衛隊武力行使的設定範圍仍然是以自衛為主，依舊不至於積極介入國際紛爭犧牲國民生命。

Ｑ８ 台灣有親中親美的聲音，但似乎日本只有親美的態度?

Ａ８ 日本有親中的勢力：日本議會內閣制，選舉更重地方，有些地方自治體人少，但依舊有國會議員的代表，因此中國事實上有大量投資以及遊說地方自治體的政治人物，透過這個方式可以一定程度影響日本政局。但總體而言，從歷史和地緣政治來看，長遠來看日本沒有一個親中或者從屬中國國家戰略觀存在的可能性，第一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第二就地緣政治分析，親美不會導致臣服，但親中會造成從屬的結果。

Reference

註一，取自2017中華民國交通部觀光局行政資訊系統

註二，吳叡人，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畢業，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曾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部客座副教授，現任職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吳豪人，吳叡人胞弟，目前擔任輔仁大學法律學院教授。出生於桃園市，早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法律系，後來在京都大學取得法學博士。

註三，「日本的年輕網路世代被冠上了一個新名詞---『ネトウヨ（網路右翼）』。這些出生成長於日本泡沫經濟後長期不景氣與低迷狀態的日本二十歲世代，過往被認為普遍具有一種「遁世」的特質，非典型雇用與派遣勞動的猖狂，讓日本的年輕人處於工作貧窮以及迷惘狀態，這些在競爭中失敗的年輕人成為NEET（尼特族），最近很多中年世代甚至開始稱年輕世代為『悟世代』，意思是這代日本年輕人不但不再關心社會、甚至連自身生涯、戀愛等事務都全部失去熱情，將自我封閉於孤獨與虛幻的網路與動漫世界，如同出家人般頓悟、開悟、遁入空門。」取自【京都想想】日本的年輕人為什麼不再反抗？張智程，May 4, 2014

註四，《日本國憲法》三大原則作為和平主義，成為《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的主要內容，包括放棄戰爭、不維持武力、不擁有宣戰權。《日本國憲法》也因此被稱為「和平憲法」或「非戰憲法」。

註五，《對日和平條約》，簡稱《對日和約》，通稱舊金山和平條約或舊金山和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部份同盟國成員與日本簽訂的和平條約。

註六，位於臺灣南部的古都臺南市郊外，有座祭祀日軍飛行員的寺廟，正式名稱為鎮安堂飛虎將軍廟。「飛虎」是戰鬥機的意思，而被視為神明的勇士則被尊稱為「將軍」。這個廟宇祭祀的是二戰中殞命的日軍飛行員杉浦茂峰氏。取自稱作「飛虎將軍」的日本人從臺灣回到故鄉，片倉佳史，Dec. 23,2013

與會合影

性別與族群的政治代表性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筆者：施美成

看過電影關鍵少數(Hidden Figures), 模仿遊戲(The Imitation Game) 或者阿波羅計畫(Apollo 13)的海報嗎？講者黃長玲老師在演講的一開始，藉由這些電影的海報給人不同的感覺，去說明代表性 (representation)的意涵。

講者：黃長玲教授

政治上的代表性是當代政治中的重要議題，但其變得非常有挑戰性，則是非常晚近的事，一直要到民主和幾乎所有人相關之後。

政治權利的存在是社會為了本身體制安全與秩序的需求，給予某人或某個群體代替發聲或制定決策的權利。因為不同的社會由不同的人組成，追求不同方式的安全與秩序模式，所以，政治權利的有無從古至今並不相同。古希臘社會並不認為所有人都應該有政治權利，例如女性和奴隸就不具備公民身份，沒有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而今日天賦人權和人人平等的概念，則是到美國獨立戰爭和法國大革命時才開始在大眾中傳播開的概念，但是具體的實踐並非人生而平等。近代民主政治崛起時，人們對「差異」的想像只有「意見」的差異，而很少考慮「身份」的差異，特別是一個人所屬的「群體身份」。

這件事在性別上十分明顯，例如我們在瞭解一個男性的時候，我們更加的重視他的職業和在公眾領域的表現，而在面對女性時則會在她的社會角色上放更大的比重，例如著重她的婚姻狀況如何。要讓這樣的狀況減少，需要政治制度上的配合，使處於弱勢的一方在政治中持續有聲量。不過該如何決定授權的人和被授權的人，以及被授權的人該如何被課責，則是一個困難的問題。

台灣婦女參政權的爭取過程，可以是一個體制變更帶動社會改變的好例子。台灣婦女參政比率(38.1% 於2017) 在全世界中名列前茅，在亞洲僅次於紐西蘭（38.3%），更遙遙的領先文化相近的日韓兩國（分別在10% 及17%左右）。這個數字跟大部分人眼中女權較為彰顯的北歐國家相比也毫不遜色。台灣在女性參政比率上能位於前排，主要是因為台灣在威權選舉時代(1950 左右)的地方選舉中就開始實施婦女參政保障名額。而這個成果是由歷史中不同時期的女性運動者們共同達成的。這些女性運動者們主要有兩群。有中華民國建立初期，1930-40的女權運動者們，例如唐群英女士。以及1970年左右開始興起，1980開始具備有組織性，並一直努力到今日的台灣當代女權運動者們，例如彭婉如女士。在這兩群女性運動者中，對於女性參政比例的提高，當代台灣女權運動者有著更直接的貢獻。

世界上，女性政治代表性以兩種很不同的模式在增加。第一種模式是自然的，政黨為了吸引女性選票而產生自律性競爭，因此增加女性人被提名人的比率。北毆國家大部分都是這樣的模式，並在左翼政黨與保守黨之間的政治競爭中，雙方不斷的加碼提名女性候選人，讓女性參政比率不斷增加。另外一個模式則是刻意的，也就是制定女性保障名額的法律條文。理論上這個模式是在女性地位相對落後的國家實施的，此外，這個模式也引發是否會減低女性參政自發性的可能。考慮著這樣的可能性，台灣的女權運動者們在當初思考是否維持或繼續提高女性保障名額時也有著猶疑。

1995年聯合國的婦女大會在北京展開，在決議文中訂下了將女性參政權提高到30%的願景。 儘管台灣因為非聯合國成員無法參加，有位參與美國女權活動的運動者受當時台灣的女權運動團體之邀來到台灣分享她的經驗，並在演講的Q&A時間中給了一個很粗估數值，25%門檻。這位運動者分享當時全球婦女運動的討論趨勢，指出大約至少四個席位中要有一位女性，女性對於組織的文化才會有足夠的影響力。因為這個具體的建議，時任民進黨婦女部主席的彭婉如女士決定推動四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條款。這提案於1996年被民進黨採納，作為該黨提名公職人員的規範。隨後在1998年，台灣通過了「地方制度法」，將地方選舉的婦女保障名額提高到「各選區當選名額每滿四席，需有婦女當選名額一席」。「地方制度法」通過時是國民黨執政，內政部推出草案前，婦女團體曾經拜會當時的內政部長葉金鳳，而後來內政部提出的「地方制度法」草案中，就包括了提高婦女保障名額的部份。這個條文當時並沒有受到各方勢力太多的關注，可能是提案送交時年正逢台灣精省之際，大部分的進步或保守勢力都致力於精省後與地方政府相關的經費和人事攻防。台灣的婦女保障名額條文便悄悄地變成了一條法律，此後各黨針對這個新條款也提高了的女性候選人的人數，有實力參選的女性也更加積極的參選，而依靠保障名額當選的女性也慢慢減少。

女性比率增加以後也一定程度的改變了政治文化。以往政治人物常在陪酒或色情三溫暖進行政治協商的狀況並不少見，然而黨團中女性比率提高後，這種情形變得較少。另外在女性政治代表性提升後，公眾對於性別相關的議題也更加的敏銳。以往對於公眾人物針對女性的不恰當發言，通常只有女性主義運動者會加以聲討，而近年，社會基本上會共同譴責這樣的發言。

族群代表性也是和性別代表性相關的議題，然而族群代表性的議題較為複雜。由於族群認同的流動性遠大於性別認同，其相關的政治體制設計也更加的複雜。無論如何，這些設計大致上可以分成降低席次分配門檻，保障一定名額，以及平行選區等設計。無論這些制度的設計如何，必須要各族群人口與族群政治代表性中找到一個平衡。

另外一個政治代表性的問題則是來自於交織性。人的身份通常是多重的。這造成了前面提到的，代表性的給予和課責的困難，與歸因的困難。歸因的困難是指因為人的弱勢身份可能是多重的，所以當某人受到不公平待遇時，區分其來源是困難的。返過來說，衡量一個人是否受到公平待遇時，也必須去尋找比較的基準。以黑人女性的就業為例子，如果某雇主在一個面試中決定不聘用一位能力適合的黑人女子，那雇主是因為不喜歡她是黑人？還是因為她是女性？同時，當我們要制定一個法條好讓黑人女性族群的就業能夠被保障，我們又要以什麼為基準？是要和黑人男性一樣公平？還是要和白人女性一樣公平？但其實就算選了這兩個基準，可能也不是真正的公平。 除了性別和族裔的交織之外，還有階層，以及其他身份 – 例如移工，或者身心障礙者這樣的身份的交織。這讓交織性變的更加複雜，也是制定相對體制規範時的挑戰。

一個理想狀態是這樣的，在社會多元文化的價值觀下，所有被授權為民選官員的人們同時注意並為各種性別，族群，階層，和特殊身份的需求發聲。這在實行上並不容易。過去的研究顯示台灣的女性民選代表多少會較關注女性議題，原住民身份的民選代表則或多或少關注原住民議題，但女性及原住民雙重身分的民選代表同時關注原住民和女性議題的就幾乎不存在。一個人同時具有兩個身份時，似乎會選擇關注一個為主。 然而這一切並不是毫無希望的，黃老師在演講的最後展示了台灣現今2018年的內閣閣員合照，和加拿大在2015年組成的內閣閣員的合照。台灣閣員照片中只有少數的女性，而具有其他少數身份的人士則不存在。加拿大內閣合照則有趣很多，閣員性別依照50/50比例分配，並且還有多位具備少數群體身份的人士，分別是信仰錫克教的國防部長，和身障人士的退撫軍人會主席。對於加拿大內閣筆者的感覺是，當一個非傳統背景的人被指派為某部會主席時，該官員就必須要思考和其身份不直接相關的事務，而大眾則被給予一個反思對於該職位刻板印象的機會，這對政府運作方式的改善和社會意識的要應該都有幫助。最後筆者的期望是，不管是筆者的故鄉台灣，或者筆者現在居住與工作的國家美國，都可以和加拿大學習對於不同文化和意見的正面態度。多元文化可能帶來混亂，有時又看似野蠻（和保守人士心中的“以禮樂治國”之類的概念相比），但混亂和野蠻卻是一個文化持續創新和成長不可或缺的養分，也是人類社會成長一個不變的動力。

與會後合影

中立 孤立 獨立? 從地緣困境看-瑞士、北韓、台灣的「小國」國際戰略

講者：何時宜

--連續三場的加時延長，連續三次的後來居上，世足四強賽終場哨音響起，一個人口只有台灣五分之一的小國再度在世界的舞台上創造奇蹟⋯⋯

『克羅埃西雅能，為什麼我們不能？』

七月波士頓哲學星期五講者Toki (何時宜)一開場便以這句耳熟的媒體口號，帶出了今天的主題:  不同的小國是如何在現今社會下各自發展呢?

要瞭解這些問題，就必須先知道現今國際社會的組成和遊戲規則。我們常說的國際社會，事實上只是包含在「世界」的其中一個面向。國際社會的單位是『國家』，那到底什麼是『國家』呢?

『國家』這個概念隨著時代改變，解釋派系多元，各有其說亦有各自表述。從政治學的角度，簡要的說，現代國家定義的脈絡源於16世紀中期，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確立了state的定義，當時的世界是以宗教文化霸權為主的君主國。而17世紀三十年戰爭結束，而以西伐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確立了『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在國際的效力，再到了工業革命前後，以『民族』為主的『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紛紛獨立，來重新理解國民，而到近代，『帝國』Empire State，型態崛起，以League of Nation會員國為主要定義，而至戰後國家秩序重整，而今天所謂的country，主要由聯合國United Nation所定義，而其定義也演變成是有自己的「人民」，「領土」，「政府」以及「主權」的共同體。國家的型態、定義多元並隨著時代改變。

雖然我們常常說「我國我國」，但今天的台灣這個島，到底算不算一個國家呢?

台灣在日治時期曾因為日本的關係，一同隸屬於聯合國前身 League of Nations之下 ，二戰過後 聯合國United Nations成立，因為中華民國ROC當時是的創始國之一，台灣也「自動的」被納入在UN版圖中。然而在1971年後，這個創始國的角色換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PRC ，台灣作為中華民國的實質支配領土，也同時被除名，但實際上，PRC宣稱台灣是自己的領土，所以目前台灣這個島，是否涵蓋在聯合國管理，各自表述。

就現今 country的解釋，台灣雖然有自己的「人民」，「 領土」， 但「政府」與「主權」還是定義在中華民國上。所以在今天的country定義下，台灣本身並不符合國家的四要件，而中華民國雖有政府和主權，但其憲法所定義的「 領土」，涵蓋的「人民」和宣稱唯一中國的代表卻與實際影響範圍相去甚遠，也不被今天的國際社會所認可，也幾乎無法正式加入各個國際組織。

與會者與講者互動

所以台灣孤立了嗎？不用擔心，羅馬人在幾千年前發明了一個詞彙，de facto (事實上的)，所以台灣現在作為一個de facto nation state，行走在世界上，中華民國支配的台灣，也因為經濟發展和冷戰架構，得已用不明確的定義行走在世界，但也因為台灣和中華民國在現今國家定義的交錯，也造成了台灣在國際關係上的重重難關。

 

除了對台灣和中華民國的國家定義可能與我們認知不同外，台灣社會對國際關係上中立國和孤立國的認知也未必如如同一般想像。為了面對困境，台灣發展出許多辯論，獨立。但是面對中國可能的壓迫，獨立是個危險的選項，因此也有發展出中立獨立的選項。無論何種選項，都是大型的工程和挑戰。

「常聽台灣人說，現在台灣的問題，都是中國打壓台灣。」講者反問各位，「難道其他國家，都沒有其他國家壓迫？就被和平獨立了嗎？」

歐洲有名的中立國，瑞士，便是一個常被大家引用的例子。

今天我們眼中的歐洲小巨人，從早期為歐洲各國輸出傭兵到後來發展自己的精工科技，培養一流的工科大學，以強硬的金融手段和外交政策創造了自己在世界上難以威嚇，無法取代的地位。他的中立國的地位並非是靠著自己宣稱中立便隨手可得，所謂的中立也不是不選立場，而是能夠創造自己的立場，面對強權而不改其志。

另外我們印象中的孤立國北韓也未必像我們想像的那麼孤立。

在外交上北韓擁有164個邦交國，目前是中華民國的9倍。雖然其經濟欠佳，但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也以武力的方式為自己在國際外交上取得了無法忽視的國際話與權。

台灣雖然在國際地理上處於一個重要的位置，但目前仍沒有一個清楚的國際戰略。台灣尚未據有成為中立國的決心，也難以面對自己在中華民國框架下只能被不斷孤立的事實，並且常常留於已是獨立國家的想像。 

台灣有著超越一般小國的人口數量和經濟規模，有著令人驕傲的民主和社福制度，但若要在這瞬息萬變的國際社會下生存，便要審慎思考自己的國際策略。

而小國的戰略從來就不是跟強者比拳頭，就像是瑞士是與各國官要建立金脈連結而非比拼軍備競賽。另外，小國的戰略也包含在外交上建立實質的互利關係。以日本來說，他們花了相當多的心力在國際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t, ODA)上，讓自己最優秀的人才在世界各國駐點，以教育和地方基礎建設的方式，讓日本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深刻的連結。在自身教育上，日本小學也有國際理解教育，讓小學生與各國來的在日留學生有相互認識理解的機會，以跳脫課本裡的片面資訊。

在台灣的我們，必須不斷的思考自己在現今國際的角色，找到適合我們的方式去創造國際連結與自我價值。也只有這樣，這個成功民主國家的世代工程才有可能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實踐。

文字稿：Chia-Chien Wu ＆ Yi-ying Chou

會後與講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