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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者: Unga Kalay 林春鳳 教授 |
因應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2015年三月份的波士頓哲學（非）星期五非常榮幸邀請到剛從聯合國開完會（註一）的Unga Kalay/林春鳳老師，從台灣原住民女性的角度，分享台灣性別平權運動和原住民平權運動的現況與展望。
承襲哲學星期五的傳統，與會的大家各自熱烈的自我介紹以後，Unga Kalay也用她的母語阿美族語與大家打招呼並自我介紹，詼諧生動地為三月份的活動揭開序幕。Unga Kalay/林老師觀察入微的點出與會眾人多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特權」族群。不避諱的，她也以自身為例，從身為一個受過高等教育的原住民女性的角度， 直言不諱地訴說著她在參與台灣婦女平權運動、討論性別尊重議題的同時，在台灣社會正義工作的大方向上加入了「文化去歧視」這個調味料所作的努力。
Unga Kalay/林老師首先介紹台灣女性在社會變遷的不同時期裡所扮演的角色與相應的社會期待。在清領／日治時期的社會價值下，傳統台灣女性多半依附在漢族父權社會的架構內，多被期待有「要甘願」、「要吞忍」的基本態度。1905年代，受到纏足的影響， 約有一半一上的漢族女性無法進入生產線。戰後與戒嚴時期是台灣婦女權益發展的開端；這個時期台灣女權運動的發展主要經由國民政府從政策上著手，將婦女政策列入政府輔導政策之一。政府輔導的婦女政策有效的讓女性勞動力進入生產線（例如成立家政教室、輔導女性成為女工、著名的芭比娃娃加工廠設立在台灣等等），也為台灣帶來經濟利益。在法律上，中華民國憲法頒布實施，其中第七條明訂國人無分男女、宗教、種族、階級、黨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享有同等公民權利的原則。台灣社會的性別平權與正義在法律上的立基自此成功的與國際接軌，也為日後準備婦女參政的可行性鋪路。即使如此，台灣的女權運動儘管在政策與職場參與上有了進展，社會價值觀的改變仍然需要時間的醞釀。Unga Kalay/林老師指出解嚴後至今的近代台灣社會組成中，雖然男女比率各半、重男輕女的觀念與態度仍然隱藏在日常生活的家庭觀念中。特別在女性加入職場後，社會與家庭的角色與分工仍存在隱性的性別差異。舉例來說，現代台灣的女性角色以身兼多職的情況為主，女性一心多用的情形普遍，常被期待包辦家庭中的大小事。相對的，男性多被期待從事較為粗重的工作，工作性質也較多包涵創意、挑戰、與主控權。2015年現代的台灣社會，70%的商業活動仍然掌握在男性手裡。回顧台灣性別平權發展的歷史脈絡之後，Unga Kalay/林老師強調，「最基本的平權在於分工」，台灣的社會應從教育加強、家庭勞力的從新分工開始。
接著，Unga Kalay/林老師介紹台灣女權運動與國際接軌及民間執行上的實際情況。與國際婦女運動接軌的方面，台灣在各項法律與政策的進步，完整符合聯合國的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CEDAW，反女性歧視委員會，見註二）的建議；舉例來說，政黨輪替開始之後，台北市的民進黨時期， 台灣開始參加聯合國外會議，以國對國的方式進行對話，並主動遵守國際規範。此外，在公部門推動與民眾的配合之下，由於「國會議員比率」跟「勞動力參與率」方面兩性差距縮小，台灣的性別平等指數（Gender Inequality Index）位居接受評比的149國中全球第二名，僅次於荷蘭。在社會組織方面，經由個體與民間團體的力量，婦女權益的提升不僅只在平等，更重視平權，如增進婦女參與決策的落實；Unga Kalay/林老師提出工程會成功地達成大於三分之一女性會員的目標，就是一個翻轉社會觀念的活例子。在社會改變方面，性別意識地抬頭，讓女性在傳統觀念上男性為主的產業展露頭腳（例如：女黑手、女兵、女機師）；除了政府以外，也有越來約多的民間團體以促進兩性平權為主要訴求（例如：勞動部，青輔會，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彭婉如基金會等等。）在實際的數據上面，主計處的資料顯示台灣男女勞動力從1993年的男72.42%女44.68%轉變成2013年的66.13與50.23%，顯示男女勞動參與率的差異逐年下降，有漸趨平等的趨勢。Unga Kalay/林老師指出，台灣女權運動與國際接軌及民間執行上的實質改變，是經由多面向推動的性別平權具體行動來完成的，包含將性別變向加入統計的分析與常模的建構、提升婦女與性別平權預算、性別意識培力與性別賦權（empowerment）、在執行法令與公共政策前實施「性別影響評估」（例如設置「媽媽帶兒子」或「爸爸帶女兒」專用廁所 ）、性別平等政策綱領的製定推動與落實、以及在本土與在地機構成立「性別平等委員會」或是「性別工作小組」等從草根開始推動性別平權的認知及實踐。
在總結的部分，Unga Kalay/林老師提示台灣婦女運動演變的情形，重新檢視現今婦女所面臨的挑戰。雖然男女平權在政策上與民間的推動相較於清領日治及國民政府時期大有進展， 慢慢的轉變了社會對不同性別擔任不同性質工作的期待、造就了當今雙薪家庭的趨勢，但女性在職場上仍會因「結婚生小孩」短暫離開職場而產生工作上的斷層；舉例來說，台灣公務人員體系內女性主管只佔了19%，主要原因就是因為結構要求工作年限的連續性，沒有相關的配套措施支持女性因生理需求生產時需暫停工作造成的工作年資累積的斷層。在現代婦女的特色方面，因為多了工作與經濟獨立的選項，社會卻任然期待她兼顧職場與家庭，造成一人分飾多角的衝突；在科技發達以後，職場上可以使用的工具大大的擴展了女性可以從事的活動類型，女性也開始主動爭取駕駛權；女性活動範圍的增加（例如提高女性駕車的比例），也擴展了她們工作與人際活動的範圍；在個人需求方面，現代台灣女性也開始追求事業卓越的成就與社會肯定。
Unga Kalay/林老師生動、刺激思考的演講帶動了熱烈的討論，為三月份哲五更添深度。參與討論的學生、學者、以及來自社會各行各業關心台灣公共社會議題的人們，殷切在不同角度切入並呼應今天Unga Kalay/林老師提示到的論點。一個半小時的熱烈討論囊括了以下議題：特定行業對女性加權分數的看法與隱含意義、現代雙薪家庭台灣社會中男性被要求肩付房貸的現象、在加強女性在特定行業參與率的提升並同時讓女性加入決策主體的必要性、納入性別考量後因產業經濟效益提升而成就了社會上重男輕女觀念的翻轉、台灣民間婦女及原住民團體在聯合國內的角色受到國際賞識學習的現況、現有女性車廂的設置凸顯出台灣社會男女平全促進仍存在有進步的空間、女性「增能」與「增權」的相得益彰（權利與義務的同時精進）、和促進女性參政平等權益並不忘提升女性面對輿論與領導能力的必要性。
筆者認為，三月份波士頓哲五最精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Unga Kalay/林老師從原住民的角度從容反省台灣性別平權運動的發展與阻礙，巧妙的使用性別與文化兩個向度鋪陳出來的空間來引爆出更大範圍對社會正義相關議題的討論。舉例來說，Unga Kalay/林老師從開場就明確指出把「部落的經營概念」加入行政體系的重要性；以部落生態的角度出發來思考政策的設計，刺激了台灣舊有文化轉變的契機，政策的實施因而更有包容性的往多元文化邁進。在類似的脈絡下，Unga Kalay/林老師在討論社會變遷對台灣女性角色影響的同時，添加了文化向度讓女性平權的討論更加立體——在多數漢族女性仍因纏足而無法加入社會勞動力的清領／日治時期，原住民女性卻沒有受到同樣的「文化」限制，反而能「與山鼠飛奔」；相似的「文化阻隔效應」也反映在客家婦女身上——她們因有下田工作的生活需求，男女勞動力與參與力的懸殊較漢人為低，多多少少減低了早期社會性別間的巨大差異。性別平權運動發展至現代，更可以引鑑台灣社會不同族群體現的不同「社會體系」下性別分工與權力分配差異。例如漢族多承繼了父權為主的「父系社會」體系；相對的，原住民的社會體系裡面，阿美族、卑南族等都有母系社會的模範，在「重女輕男」的實踐上造就了溫柔的阿美族男性，Unga Kalay/林老師幽默地說阿美族男性都「賣到缺貨」、「搶也搶不到」。從文化與性別兩個向度開展出來的空間，提供了台灣社會促進性別平權更多元的討論、想像空間、與創造的可能性。Unga Kalay/林老師再舉平埔、排灣、魯凱族等在實施「兩性平權體系」上實際操作的情形，例如家產一律由老大（即天命）繼承不分男女、頭目的提名與傳承也不因性別而有差異。性別平權與社會正義的討論，除了性別與文化向度的鋪陳，也可加入「社會階級」的變向，更加成了在此議題上反覆詰問的複雜度；以國民政府時期大力推動的「婦女運動」為例，雖然從政策面上促進了女性參政與勞動參與的可能性，但該政策仍多以社會階層較高的女性為主軸——當時的婦女會多為依附在高官下的組織（即由高官們的太太所組成），多半沒有落實到一般女性的生活所需中。
三月份波士頓哲五的最後，Unga Kalay/林老師強調，婦女平權的促進需要長遠持續地耕耘，一旦停止推動，很快就會停止進步。而性別平等地推動，主要的目標應該是透過想法與做法的改變，讓所有的性別都有更多選擇機會與自由，才會達到真正的性別平等（立基上的平等並非平頭式的平等）。如Unga Kalay/林老師說：「性別平等，不是要打倒哪一方，唯一不能輸的就是幸福感。」如詩的呼應了美國黑人女性主義理論學者bell hooks說的：「feminism is for everybody!」台灣婦權運動的推行，除了重視女性權益，也應開始考量男性權益；台灣社會對男性角色的期待往往造成看不見的壓力、加上社會輔導機構缺少從男性角度中心來思考身心健康的需求，也是推動男女平權該繼續著眼努力的地方。
文字稿 Yi-ying Chou, Mengchun Ch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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