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都來米國了，為何還要愛台灣？」 美國台灣人的社會運動參與

講者: 何明修 教授 

身在海外的你有沒有想過你是為了什麼而去關注故鄉的事呢?你又是為了什麼就算出了國也會參與他鄉聲援本土的社會運動的活動呢? 今天的哲五的講者何明修教授就是抱著這些問題來到研討會的。

社會運動 (下稱社運) 可以說是一種弱者的武器 (weapon of the weak)。社運是由一群有共同目的、彼此團結的弱勢群眾發起一場對抗和挑戰權威的社會變革。與較短暫的抗議和主要在政治體系裡的遊說比較，社運的時間較長且衝突規模更大，故需要花費更多的資源，特別是人力和財力才能持續。但這些參與反抗權威的弱勢者偏偏最欠缺時間、金錢和社會關係進行長時間的抗爭，故社運的開始、成果和影響是難以預測的。

而社運的組織、領導及維持民眾的關注度也是一個複雜和恆久的問題。就像香港的雨傘運動 (2014) 到反送中運動 (2019) 越見明顯的就是民眾並不是依靠組織，而是自發進行抗爭。但如何讓民眾持續參與長久的社運，卻是另一個難題。以台灣的青年參與反勞基法二/惡修 (2017-2018) 為例，根據2017年的1223大遊行的現場調查，有76%的參與者的年齡是35歲以下，更有78%的參與者是沒有工會會員身份，他們當中還有18%是還沒有進入社會的學生，由此可見，年青人是該次社運的主力軍；而高達80%的參加者是從網路 (Facebook, ptt) 獲得是次社運的訊息，可見網路是該社運、甚至現在社運的重要傳播和宣傳平台。另一點值得注意的是該次反勞基法二/惡修的動員形式同樣有別於傳統的社運。參與的青年拒絕現場指揮，把抗爭形式換化為「都市游擊戰」，創造出台灣版的「奮起之夜」(Nuit Debuit)/「黃背心抗議」(gilets jaunes)，讓社運遍地開花。但就Google 搜尋記錄上關於台灣人對「勞基法」的熱搜度 (見下圖)，台灣人對勞基法修例的關注卻不持久。在2016年12月至2017年1 月，《勞動基準法》相關修正案三讀通過，明訂施行一例一休時，台灣人對「勞基法」的搜尋次數到達第一個高度；而2017年12月3-9日，勞基法修正草案議事時，台灣人對勞基法的關注又到了第二個高度；到了2018年1 月7-13日，即三讀通過《勞動基準法》修正案前後的時間，台灣人對勞基法的關注度到了頂峰。可是在這三個高峰之間的時段，台灣人對勞基法的關注卻一直維持在很有限的程度。所以，到底要如何在新媒體和資訊爆炸的年代維持民眾對社運的關注度卻是個難題。

但又是什麼促使民眾發起社運呢?民眾對社會的不滿一直存在，但並不等於一定會引發社運。其實一般人遇到不滿時，普遍會選擇成本更低的對不合理的事或政權保持忠誠 (loyalty) (即不發聲並容忍不合理) 或退出 (exit) (即是離開)，因為發聲 (voice) 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以台灣的戒嚴時期為例，發聲對抗政府需要付出極高的成本，例如失去自由、甚至生命，所以一般台灣人選擇默默順從極權的統治 (忠誠)，也有一部分人移民到國外 (退出)。因此，社運參與者需要思考如何讓選擇忠誠或退出的群眾改變立場，加入發聲的群體，以壯大社運的力量。但參與社運的群體越大時，如何團結眾人去為同一個目標而抗爭，又成為另一個難題，畢竟一般民眾更傾向在公共財 (public goods) 受到影響下，才會想要站出來抗爭，而當中又有不少人是抱著搭便車 (free riders) 的心態去參加社運，故所有參加者的目標未必一致。此外，社運一般是以負面誘因 (negative incentives) 向政權施加壓力，簡單來說是社運一般缺乏正面誘因的資源，故社運參加者只能強調如果政府不接受他們的建議，政府或社會便會承受怎麼樣的惡果，這反而讓政府更不願意順應社運人士的訴求。因此，社運的發起、參加者數量、凝聚力及成果都難以預測。

參與社運的群體亦受到年齡及可支配時間 (discretionary time) 限制。如前文所言的，社運是一場需要大量資源的持久戰，特別耗費人力和財力。因此，不管是在2014年台灣的太陽花運動，還是同年香港的雨傘運動，到最近在香港如火如荼進行中的反送中運動，我們都不難看到主要且最持久的參與者都是一群相對以言較少時間跟經濟壓力的在學學生、年輕人，以及退休長者。而同時代出生成長的一群人更容易聚集在一齊並以共同的價值觀發展出屬於他們的社會運動，像是美國戰後嬰兒潮世代長大的人是六○年代新左派運動的主力軍，而美國的千禧世代 (Millennials) 就是現在的Me Too、Black Live Mater 運動的主要力量，還有台灣的七年級生與同樣在一九八0年代出生的香港的八十後就是同樣發生在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與雨傘運動的主導者。就像Economist (2013/6/29) 所講(畫)的 (見下圖) ，每一個時期的社會運動的形態都不盡相同、各有特色：像法國大革命就是高舉民族意識的武力抗爭；新左派運動的代表就是鮮花、和平和及氣油彈；東歐的反蘇聯燭光靜坐運動就富基督教色彩；以至現在以手提智慧電話記錄和傳播的社會運動，每一個年代的社會運動都在以別具一格的形式進行。 

回到海外移民跟社運的關聯上，歷史上不乏海外移民在故土以外的地方仍然培養出班乃迪‧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所說的遠距離民族主義 (long-distance nationalism)，並影響日後在他們故土進行的社運。以甘地為例，他先在南非發起反對針對南非印度人的種族歧視運動，日後再回到印度發起印度獨立運動。而同樣案例也曾發生在各個時代的台灣人身上︰在日治時期，為了更有效監視四散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日本政府在1912年興建了位於東京都小石川區(即現時文京區)的高砂寮，以便宜膳宿費用吸引台灣留學生。這個本來用於監視在日台灣學生的設施，反而有助台灣知識份子聚集並策劃反抗運動；到了戰後，位於海外的台灣人也建立了各個支持台灣獨立的組織，包括日本台灣青年獨立聯盟 (1960) 和台灣獨立建國聯盟 (1970)，這些組織以建立台灣共和國為宗旨，並以正名、制憲、以台灣名義加入聯合國等為目標。(筆者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的總部在1992年遷回台灣。) 由此可見，一直以來不少海外的台灣人縱使身在他方，仍然心繫台灣，以各種方法不遺餘力地支援台灣的社運，甚至把海外的抗爭力量延續回台灣本土。

接下來是何教授向聽眾提問及交流的部分：

Q1. 移民(immigration)/僑居(sojourning)作為一種文化衝擊(cultural shock)

請問你們來美國之後，開始適應新的生活，對於原先的各種政治取態(藍綠、統獨、同婚、勞權、環保等)有否產生新的變化？其原因為何？或者開始移民或僑居生活之後，你們變得不關心台灣的各種政治議題，甚至想要儘可能保持距離？

不少在場的參加者表達他們在台灣時並不關心台灣政治或對社運冷感，但當他們踏足海外並不約而同受到海關或海外人士刁難台灣人的國籍 (像是誤以台灣護照上有China一字便認為台灣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令他們反思台灣 (或中華民國) 作為一個國家在國際上的認受性。而這些或不善或無知的刁難反而成為他們為台灣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 (不論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共和國) 及台灣人作為一個民族而站出來發聲的源動力。

而在場的參加者亦表達他們並沒有刻意跟台灣的各種議題保持距離。不管是太陽花運動還是支持台灣的同性婚姻法及其他大大小小的議題上，不少聽眾都有持續關注，並在波士頓組織各類活動支持台灣的本土社運。

Q2.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

日久他鄉變故鄉？有人說，來到新的國家就是要試圖融入當地社會與文化，而不是一直惦記著自己的根源。你同意這樣的說法嗎？

在場的參加者表達融入美國社會與文化及惦記自己的根源並沒有衝突。其中一位參加者表示她在美定居已超過30年，她一直教育小孩不要忘了自己的根是在台灣，她明白她的下一代對「台灣人」的身份認同只會隨著時間而變淡，有一天「台灣人」只會變成下一代談論他們種族的一個詞彙，但無阻她惦記並教育小孩她們是台灣人。有其他參加者表示認同。也有參加者指出美國是一個多元社會，台灣人作為少數族裔，更應該保留自己的特色並向美國人介紹及宣揚台灣的文化。

Q3. 亞細亞的孤兒？台灣人的無間道？說不清楚的身份與身世。

請問你們來了美國之後，自己的台灣人認同/中華民國國民是更加強化，亦或是變得模糊？

有參加者指出他們是出國後才發現台灣 (中華民國) 作為一個獨立國家在國際上只有有限的認受性，這反而讓他們萌生投入關注台灣及提升台灣的國際認受性的社會運動中。也有參加者表示他們在台灣時已經關注並參與社運，像是太陽花運動，故出國後也理所當然會繼續關注台灣的社運。但現場的參加者並不認同出國讓他們的台灣人認同/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認同變得模糊。亦有參加者表示，台灣人每年享有兩萬名的美國移民配額是由70年代至80年代的在美台灣人，如蔡同榮、陳台山和彭明敏，爭取的成果。由此可見，不少海外台灣人沒有因為台灣尷尬的國際地位而灰心，縱使身在海外仍然為台灣人的福祉而抗爭。

Q4. 兩岸真的一家親嗎？

當你們遇到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陸的人，要如何處理自己的身份議題？面對「被吃豆腐」的情況，你的反應是如何？例如自從2018年，越來越多航空公司將國籍欄改為 Taiwan, a Province of China.

如上述所言，不少人在美國及其他海外地方受到不友善的鄰國人或無知的外國人刁難，這些反而讓他們更堅持用不同方法去解釋及介紹台灣作為一個獨立及自主的國家及其特色和文化。有參加者更鼓勵大家如果遇到這些「被吃豆腐」的情況，一定要堅持立場，也可以尋求駐波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為在外台灣人討回公道。

Q5. 藍與紅

你支持川普連任亦或是民主黨候選人？

美國政治與台灣一樣，也是充滿各種針鋒相對的政治議題，從移民、氣候變遷、經濟不平等、民權議題、大法官任命、國防與外交等。請問你們會關注這些爭議嗎？以及是否會參與、支持若干的議題運動？

關於這一題，有參加者表示他個人立場偏向民主黨，可是後來發現共和黨議員反而更會在美國議會為台灣發聲並協助提升台灣國際地位，像共和黨參議員今年就提出了《台灣保證法》。所以到底應該為了自己一貫的政治立場而支持民主黨，還是為了台灣而支持共和黨，這個抉擇讓他覺得很矛盾。

也有其他參加者有類似的看法，他們個人並不支持川普，但他們認為由於川普政府與中國的關係緊張，故台灣能從中獲得美國政府的協助，其國際地位處於歷史新高點，所以到底該如何看待川普連任，大家亦感到左右為難。

Q6. 愛台灣亦或是婚姻平權？

如果你們有參加6/6的Boston Pride Parade，請你們的親身感覺如何？你們認為，這是「讓世界看到台灣」亦或是普世價值的彰顯？

有Boston Pride Parade的參加者表示今年並不是他們第一年參加Pride Parade，彰顯普世價值一直是他們參與遊行的目的之一。而今年則是第一次有參加者以台灣組織名義登記參加Pride Parade，他們希望籍此讓世界知道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通過同性婚姻法的國家。縱使有媒體一直糾纏組織是以什麼身份參加是次遊行及參加者的政治立場，參與者更希望「讓世界看得見台灣」，而不是單純關注台灣的統獨及其他政治議題。

Q7. 愛台灣的一百種方式

在波士頓，有各種各樣關於台灣的活動與社團。有些是有政治色彩(FAPA、中華專協)，有些則是沒有(台大校友會、各校同學會)。有些是網路的(台灣人在波士頓Taiwanese in Boston)，有些是實體的。有些官方領事館主辦的(國慶酒會)，有些是民間自發的(Boston Pride Parade) 有些是帶有政治訴求(Harvard Square Outreach)，有些則是沒有(牛頓市台灣日)。請問你問參與與否的主要考慮為何？

有時會出現一些兩難的情況，例如他對波士頓的台灣組織發起的活動感興趣，卻不認同該組織的宗旨，讓他覺得很矛盾。也有參加者表示以前台灣在波士頓的僑胞組織要求參加者都要說台語，現在已沒有此要求，並容許使用國語，可見台灣的社團漸漸變得更開放並願意接納多元文化。

Q8. 哲五或非哲五？

在過去十年，Café Philo的沙龍座談活動從台北大安區蔓延到台灣中南部，也從國內拓展到台灣人的海外社群。其多元的議題、志工組織的形態、開頭的自介與事後的對談，不只是成為台灣特有的文化現象，也啟發新一代年輕人的意識。請問你們，為何會願意參加哲五的活動？從其中，獲得最大的收獲又是什麼？

筆者記：

這場研討會是筆者第一次參與的哲五，最大的得著無疑是在座各參加者分享的在美支援故鄉的社運經驗，例如海外人士可以擴大與政治人物的交流以獲取他們支持及理解發生在我們的故土的社運及抗爭，並以長期交流的方式尋求政治人物向美國及台灣/ 香港/ 中國政府施壓，從側面協助抗爭運動。就像何教授強調，社運的一切都離不開測不準定律，縱使抗爭不一定會得到即時的成果，但抗爭的種子已經埋在我們與下一代的心中。就像五年前香港的雨傘運動在當時以「失敗」告終，但香港市民渴望民主公義的心並沒死去，到了五年後今天的反送中運動中，「落實雙普選」仍然在市民的訴求清單中，可見雨傘運動縱已完結，其訴求與精神仍然在香港人心中屹立不倒。就像其時參加者之間流行的那句「就算失望，不能絕望」，我們千萬別讓抗爭的火燄熄滅。

文摘:   林怡
攝影:    Chia-Chun Chung